开门纳谏，岂可设定好“监督动作”？

　　特约评论员 佘宗明

　　“电视问政”“网络民调”“述职直播”……近年来，开放式决策，在全国不少地方已渐成气候。广州也开创性地建立了“公咨委”制度———在民生决策前，须通过“公咨委”(全称为“公众咨询监督委员会”)来征询民意、接受监督。

　　可日前，广州城建公咨委部分委员很“火大”：11日上午，他们原本将于讨论会上，讨论广州市交委提交的第二条BRT(即快速公交系统)的8套备选方案，可该方案临时推迟公布，许多委员是开会头天晚上或当天早上，才知道议题撤换，这引发他们在会上的集体炮轰。

　　市政建设前，提供多套方案，供“公咨委”讨论，以充分酝酿作为决策前提，值得称道。而在该BRT方案讨论前，广州城建公咨委还通过电视、微博等，提前发布了将开会讨论的信息。可就在BRT浪费消耗、性价比等争议热潮还没过去的当口，一纸“夜半鸡鸣”式通知，却骤然“搅局”，让委员们措手不及。

　　敲定好了会议时间点，却突然“爽约”，临时生变，对“为民众立言”的委员们来说，无疑是种不尊重。罔顾公众感受，只顾自说自话，这跟天津“乌龙限购”，如出一辙。无怪乎，委员们对涉事部门集体炮轰，公咨委一位副主任直言：“凭什么你说不讨论就不讨论？”“不让我们搞就不搞，那有什么意思？”

　　按理说，在公共决策的“准听证”阶段，要听取民意，就该拿出诚意，议题提前告知，资料准备充分，是起码要求。可涉事部门却出公众不意，临时“变脸”，说“资料补充需要时间”“来不及补齐”，将民众预期的博弈节奏“腰斩”，个中体现的自我本位，无疑与听计于民的诉求相悖。

　　一边摆出“开门纳谏”的姿态，一边却秉持“自个说了算”的心态，议题说改就改。这与其说是“敞开大门迎监督”，不如说是在种下“问政盆栽”，徒具观赏价值，也是给委员的议政热忱“泼冷水”。

　　实质上，这只是公咨委尴尬处境的映射。依照政策设计，作为非政府组织的“公咨委”，本该是民主监督的形式依托，是官民沟通的重要途径，其设立初衷，是利用“专业”优势提升监督效能，推动科学决策。可现实中，其“身份模糊”、权利虚置，使得它身陷“囧”境：因委员系兼职，开会大面积缺席成常态；经费由财政划拨，也让其独立性存疑；而其讨论的议题，也都由政府拟定，至于公咨委议题自主选择权，则被架空了。

　　许多委员的反映，堪为佐证：城建项目有很多环节，该从哪个环节让公咨委介入，值得思考，不能等胎儿八个月大了再问该不该生；希望市建委能提供2014年城建项目清单，让公咨委自己决定讨论哪些项目，由内部动议，而非官方指定……它们指向的，也正是公咨委“傀儡化”的焦虑。可以想见，在被设定好的监督动作里，委员们的建言空间，恐怕也是微乎其微。

　　开门纳谏，要想名副其实，说到底，须尊重民意，而不是“画地为牢”，给民意表达设限。议题必须“私人订制”，想变就变，建言方式也被框定，这充其量是摆民主的花架子，把问政当成写着“你好我好”的贺卡。这其实也是对“监督”的误读：监督不是“恩赐思维”下的“谏上”，而是在行使公民权利，敦促职能部门依法行政。

　　眼下，无论是“电视问政”，还是“聘社会监督员”，都迎来某种舆情困境：创设之初，备受期待，公众不吝掌声；可在施行过程中，它却显出苍白一面———有些时候，其“秀”的成分多于动真格；而配套问责机制的匮乏，也削减了其效力。到头来，台上是“民意代表”的炮轰，台下却是问题依旧。
应该说，设社会监督员、设公咨委等，都不乏意义，它也能拓宽监督广度。但某种程度上，它也可能以“应景式、摆设化”之弊，消解民众监督的实质蕴涵：若不打通日常性的民众监督渠道，只依赖辅助性的监督架子，那监督也只能是“点赞”的多重形式呈现。而这，也是尤该警惕的。

关键词：开门纳谏,监督动作,征询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