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让农民工懂得用法律维权

　　编者的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搞好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仅靠各级党委、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这就需要拓宽思路，有序发展多样化的群众性社团组织，发动全社会力量共同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在社会矛盾多发、高发的领域，一批社会组织活跃在一线，他们通过专业的服务，建立起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这些社会组织被誉为社会的“减压阀”。近日，本报记者深入我省各地基层采访调查，了解这些社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方面的探索和努力，也给其他地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从今日起，陆续刊发这组报道，敬请关注。

　　11月27日一大早，石家庄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执行主任齐明亮向全体工作人员吹响了“集结号”：岁末将至，即将迎来农民工追讨工资“高峰期”，帮农民工讨薪维权是一场艰难的“战役”，遇到案子要“马上办、热情办、依法办”，使每一位农民工都得到最好的法律服务。

　　2006年1月，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和石家庄市司法局的大力支持下，石家庄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依托河北佳诚律师事务所成立了。这是全国第二家、我省首家农民工法律援助社会公益机构，其向全社会承诺无偿援助农民工用法律手段追讨工资及工伤赔偿，化解用工双方矛盾，消除社会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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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薪，让群体性冲突化解在萌芽

　　由于文化水平所限，大多数农民工的劳动关系意识淡薄。有时，包工头几句“承诺”，就足以让他们心甘情愿踏上“贼船”。援助中心现有的3名专职律师杜宏彬、齐晓鹏、强英军每年都要受理大量案件，接待无数讨薪无门的农民工，其中有些人已经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

　　近年来，政府不断加大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执法力度，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件却仍屡禁不止。“别看人均工资数额多在几千元至上万元之间，但对辛苦一年的农民工来说，那是孩子的学费，父母的药费，来年开春的种子钱、农药钱。”齐晓鹏说，“年底回家时没拿到钱，怎么向老婆孩子交代呢？情急之下，难免会有农民工做出过激行为。”

　　2012年6月，石家庄市新华区某小区在建项目工地就险些因农民工暴力讨薪酿成事故。在按照约定完成施工后，石家庄市近郊农民工裴锁超等19人却被拖欠工资64340元。好话说了一箩筐，包工头仍拒绝支付。现场群情激愤，有人高喊，把欠薪的包工头捆起来，狠揍一顿，卸他只胳膊。还有人喊，找政府去。这时有人提醒，石家庄有个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去那儿看看。

　　接到了农民工申请，援助中心律师立刻启动援助程序，先是帮他们申请劳动仲裁委仲裁，接着又帮他们到法院打官司。现在，19名农民工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正安心等待判决结果。

　　齐明亮说，“站上楼顶扬言自杀或搞群体性聚集，是讨薪农民工表达诉求的一种过激方式。他们渴望被外界关注，认为关注越多解决问题的希望就越大。我们中心律师要做的是，首先稳住农民工的心，让他们回归理智，避免事态恶化，然后在法律的框架下解决问题。”

　　出于种种顾虑，许多农民工不愿意和政府部门打交道。讨薪农民工裴锁超说，“我们这些穿着破衣烂衫的，去人家机关，别说进门，在人家门口心里就发憷。援助中心的律师没架子，个个都平易近人，还为我们免费打官司，到了援助中心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正是这种草根本色，使得援助中心成为行政力量之外为农民工维权的一支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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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索赔，让孤立无援的求助者走出困境

　　农民工在遭遇欠薪时，处理方式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出“奇”制胜。杜宏彬说，“两种极端方式都不可取，在多次协调无效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诉诸法律。”

　　曾经接受过中心法律援助服务的行唐县农民工王秋虎说，自己既不懂法律程序，又听说要交诉讼费、律师费，得有一笔钱，打官司还费时费力，折腾一通工钱要不回来反而更不划算。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诉讼明显得不偿失。

　　为了不给农民工带来经济压力，中心对其法律援助服务不仅免费，还开辟绿色通道提高办案效率。几年来，为了免费帮农民工维权，中心多方“化缘”，总共投入了200余万元。

　　与欠薪的群体相比，工伤往往涉及个人，受伤的个人维权更加孤立无援。陕西农民赵永春在正定一工地发生工伤，在走法律程序过程中，老婆要与之离婚。面对随时可能破裂的家庭，赵永春情绪低落，无心打官司，将所有的怨气迁怒于老板，几次喊着要与老板“同归于尽”。

　　一次偶然的机会，赵永春从工友处得知，市里有家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为不少农民工追回了工伤赔偿金。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他和援助中心取得了联系。

　　办案过程中，律师一边帮赵永春打官司，一边做其妻子的思想工作，还鼓励赵永春春节期间回家探望。

　　历时一年半，在律师的帮助下，赵永春终于赢得了官司拿到了赔偿金，也保住了幸福的家庭。在离开石家庄时，赵永春再次流下热泪，他说，“没想到在河北，我也遇到了亲人。今后再遇到类似情况，绝对不会有实施过激行为的想法了。”

　　齐晓鹏说，“农民工孤身在外，遭受工伤，求助无门，很容易产生失落感，一定要为他们服务好，让他们感觉到社会没有抛弃他们，还有很多人愿意帮助他们，让他们燃起生活的希望。帮他们走出困境，就为社会消除了隐患，增添了和谐的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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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法，让更多农民工拿起维权的武器

　　一传十，十传百，越来越多的农民工知道了“农民工之家”。自成立以来，石家庄市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已通过法律手段为5万名农民工追回工资及工伤赔偿款3668万元，避免群体性矛盾冲突200余次。中心的工作也受到了国家及省市领导的肯定，被司法部授予“第三届全国法律援助先进集体”称号，获评“2012年度感动省城十大人物”。法律援助农民工维权的形式在我省其他地区也迅速推广开来。

　　在与办案律师的交谈中笔者得知，法律援助农民工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调查取证难。不少农民工在接受用工方聘用时根本不知道要与用工方签署劳动合同，还有的把劳动合同放在用工方手里，一旦发生工资拖欠或工伤，无凭无据很难索赔。强英军说，“实际上，就农民工群体来说，经济基础差、流动性大，繁杂的诉讼程序让他们拖不起。这就需要防患于未然，援助中心必须肩负起普法宣传的责任。”

　　为此，中心律师不定期走进工地、农民工居住地及农民工聚集的公共场所，对其进行法制宣传，增强他们的维权意识，特别是注意做好一个地区、一个带头人的普法工作，以点带面，扩大法制宣传的效果和影响范围。

　　让人惊喜的是，援助中心律师感到接手的案件在逐年递减。齐明亮说，这一方面是大环境越来越好，另一方面是农民工法制观念、维权意识也在增强。谈及未来，齐明亮说，法制宣传需要进一步普及，维权机构和站点也需要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