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涉贪省管干部逾九成违规插手工程

　　涉贪省管干部中超过九成有违规插手工程问题，单笔受贿金额高达3000万元……江西省纪委查处十八大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32人中，30人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私利问题。

　　专家表示，权力过度集中且不公开透明，为权力寻租留下了空间。与巨大的获利相比，案发风险较低也是工程领域腐败难除的重要原因。在政府部门内部将决策权与执行权分开，并全程公开监督，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工程领域腐败多发的现象。

　　单笔受贿高达3000万元

　　江西省纪委查处十八大以来省管干部涉嫌贪污贿赂的人中，93.8%有违规插手工程谋取私利问题。江西今年第一轮对44个县(市、区)的专项巡视情况显示，其中34个县(市、区)存在领导干部及其亲属插手干预工程项目问题，占77.3%。

　　被称为“贺半城”的江西萍乡市政协原主席贺维林是其中的典型。据了解，贺维林涉嫌滥用职权、受贿、贪污一案目前已侦查终结，即将由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随着案情的披露，贺氏家族借助工程非法牟利的行为逐渐浮出水面。

　　据办案人员介绍，贺维林长期担任萍乡市领导，贺氏家族在萍乡成立或持有股份的企业共19家，其中仅房地产公司就有5家，开发楼盘面积近40万平方米。贺氏家族企业借助贺维林的权力经商，积累了巨额财富，仅贺维林利用职权打招呼，其家族企业少缴税款、土地出让金及罚款等就达1亿多元，呈现出“前门当官，后门开店，官商一体，利益共享”的鲜明特征。

　　基层办案人员介绍，为了获得工程项目，一些企业不惜大肆向工程有关人员行贿，甚至将工程总造价的5%至10%作为“好处费”列入支出预算。一般工程造价少则几十万，多则数十亿以上，腐败成本惊人。江西某地级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原书记通过违规插手干预工程项目，涉嫌单笔受贿就高达3000万元。

　　“工程项目成本伸缩性强，利润高，不法商人为拿到项目往往不惜成本‘围猎’官员，一些官员也禁不住利益诱惑。”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一个工程项目从审批、规划、招投标到施工、质量监理、验收评估等，环节至少10多个，涉及部门众多，腐败问题无孔不入。

　　手法越来越隐蔽，订立攻守同盟

　　早在2013年9月，中央巡视组在对江西省巡视后指出：“一些领导干部和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反映较多。”此后不到两个月内，江西共筛查发现领导干部及其亲属子女插手工程项目46个，涉及金额6亿多元，并立案41件，其中江西省交通厅两名副厅长许润龙、邓经国随即落马。

　　办案人员介绍，为降低风险，官员插手工程的手法越来越隐蔽。一些官员插手工程时，往往藏身幕后，固定安排1至2名至亲好友出面，充当自己收受钱财的“白手套”和牟取利益的“代言人”，以此隐匿违纪违法痕迹。

　　例如，江西萍乡市政府原常务副市长孙家群插手工程项目，无论是施工管理还是利润结算，都由他的外甥何某出面，收受的巨额赃款也都放在何某名下。此外，他还以自己哥哥孙某某的名义，投资入股开办铁矿，牟取非法利益，并从某房地产商那里低于市场价50%购买了两个商铺。

　　为将曝光风险降到最低，一些官员精心挑选“合伙人”，制造范围极小的“共腐圈”，甚至订立攻守同盟。例如，孙家群等人案发后，原萍乡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张学民和原萍乡市政协主席晏德文预感不妙，多次订立攻守同盟，企图“瞒天过海”。张学民甚至借《龚全珍日记》里讲的一位革命烈士被捕后坚贞不屈的英勇事迹“鼓励”晏德文与自己达成攻守同盟。

　　同时，和商人建立政商联盟，大搞权钱交易。圈子里有固定的几个老板，人员结构和利益链条相对稳定，具有很强的隐秘性。如孙家群的圈子里，就有商人彭某、童某、杨某等人长期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晏德文的身边也经常出现几名商人的身影。在圈内利益链条上的每个环节，按照所掌握的资源和发挥作用的大小，从中获取相应的利益分配。

　　这些官员还严控受贿对象，进行“选择性腐败”。如晏德文坚持“小钱不收、平头老百姓的钱不收、不信任人的钱不收”的“三个不收”原则，将受贿对象控制在小范围内。

　　此外，为了将“黑钱”洗白，腐败官员用尽心机。如在一个地产项目中，张学民、晏德文为了掩盖他们巨额索贿的事实，指使“代言人”与该项目开发商签订了一份《合作开发协议》，将其索要金额以项目建设借款回报的名义，用借据、协议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其合法化。

关键词：受贿,非法牟利,违纪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