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揭秘“红顶中介”：专家评审安排颇为微妙

　　几天前，刘威(化名)的邮箱中接到一封邮件，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清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意见”。

　　作为一名东部省份地级市的公务员，负责地方招商引资工作的刘威对于中介印象很深。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一些大项目落户当地产业园区，随之而来的便是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施工文件审查等环节，而这些环节中都绕不开与相关主管部门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红顶中介”。“红顶中介”一般是地市中活跃的相关部门与企业间的中间人、省城中背景神秘的中介咨询公司，如今一些监督所、研究所也在“红顶中介”的浪潮中攫取一杯羹。

　　绕不过的“红顶中介”无处不在，在刘威拿到新的项目后，第一反应便是去找与之对应的中介单位。在一些企业眼中，价格不菲的中介费用并不是问题，花钱尽快办事的想法已深入脑海。

　　专家评审安排颇为微妙

　　从今年年初开始，取消“红顶中介”摘帽的消息便不绝于耳。虽不断有消息传出，但刘威仍旧奔波于省城与所在的地市间。

　　刘威在某地级市经济部门，工作的主要内容是招商引资，“不仅要招来，还得把这些大企业伺候好，跟着他们一起去跑手续、跑审批。”在跑的过程中，中介是刘威与企业谁都绕不过的一环。

　　在一个轻工业的项目中，深知江湖规矩的企业方找到了刘威，向他询问如何能够将可行性研究报告一次性通过。刘威也并不避讳，直接推荐了省城一家工程咨询公司，“虽然公司没写着是官办的，但是了解的人都心知肚明，人家的领导是任命的，之前在委里就是工作小二十年的中层干部。”

　　刘威说，企业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项目成功的关键，如果是发改委立项，则由某一级发改委来决定。如果是国土部门作为审批土地的依据，则由土地部门来做出相关决定。

　　工程公司具备甲级资质，一份企业项目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快则十几天便可以出炉。“他们就是靠这个去挣钱，就像流水线一样，每天接触各种的项目，都已经轻车熟路了。”刘威说，报告撰写完成后，便会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在刘威眼中，专家评审阶段中的人员安排也颇为微妙。一般成员包括财政、环保等政府工作人员，另外还有几名专家出现。“专家几乎就是那家工程咨询公司的专家。”

　　几年前的一次项目评审中，企业方寻找的中介并非这家咨询公司。在评审中，与会专家提出了许多问题，“不管去修改还是去重写都需要再花费大量的时间，经过努力最终还是通过了，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这次经历也让刘威领教到这家工程咨询公司的厉害。

　　前不久，一家中小企业要做一个政府贴息的工程项目，但是时间有些紧张，企业求助于刘威推荐一家中介，他想都没想脱口而出那家公司的名字，“但那家中介公司没有接，因为时间太紧了，他们手里还有很多项目的报告需要做，已应接不暇。贴息的项目每个地市都有，全省申报的一共有上百个。绝大多数都选择在那家公司去做可行性报告。一份报告收费少则几万元，多则十几万元，有的甚至更多。”

　　退休领导注册皮包公司专打通关节

　　对于招商引资的大项目，刘威便会与企业方一起奔波于省城，尽快让项目能够投入生产。

　　一些小项目审批权便在刘威所在的单位中。七年前，刘威刚刚工作。办公室里时常有人进入，一些同事即便再忙也要与之寒暄，“一口一个主任，一口一个科长地叫着，而这些主任和科长也是满脸笑容地回应着。我都不认识，以为是别的单位的。”

　　事后，同事告诉刘威，这些人都是不久前从本单位退休的领导，多数是科长，鲜有副主任的人员出现。“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一些企业能够顺利通过审批，打通一些关节。”工作中，刘威也渐渐与他们变得熟悉，“有人注册了个皮包公司，成为项目和政府间的中介；也有人就凭借着自己在原单位的人脉与经验，成为一个中间人。”

　　一些中小企业在申报项目中，往往找不到主管的部门，几次往返白做无用功。“时间和经济成本都是浪费，这些中间人则恰恰利用了这点。”一名退休的科长，在成为中间人后，为一家企业的新项目争得了上百万的补贴。“第一是企业不太关注政府发出的通告，不知道也不了解政府有这样的政策。另外，中间人在原单位的背景和人脉，也能让一些企业更顺利地得到一些实惠，中介费自然也就落到这些中间人兜里。”

　　在刘威眼中，这些中间人虽未有官方背景，但仍旧可以利用积攒几十年的经验和人脉斡旋于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企业现在也认，都愿意去花这个钱。”

　　监督所研究所现在火了坐地涨价

　　摘掉“红顶中介”的帽子也从年初出现，一些利益关系十分明确的中介慢慢地开始与相关部门脱钩，“不管是真脱钩还是假的，起码是在进行着脱钩。”

　　两年前的一个矿山项目，审批部门为企业提供了三家评价机构，当企业将信息送至其中一家后，对方称因涉及环保，需要6万元做环评，其中包括环评报告书、验收监测表、环保审批表。“企业找到我，我也没有办法。我知道一些内容就该相关部门去出具，但是如果不去找中介办理的话，项目前置的环评就拿不到，就无法开工。”刘威说，这家企业去不同的部门跑审批、跑手续，几乎都会被指派去不同的中介进行前期资质证明，所有的费用达到六七十万元。

　　权力下放后，刘威发现一些监督所、研究所等事业单位在摘帽和简政放权等改革中异军突起。“有的研究所也只有乙级的资质，但是它却对当地的一些项目有着很大的决定权。”刘伟说，一家研究所称主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环保技术推广等，而做环评报告书成为这家研究所的主要工作，一份环评报告书收费几万元至十几万元，甚至有的高达几十万元。

　　“前几年，环评机构很多，价格也随之下降。而环评机构现在正在成为打击‘红顶中介’的对象，数量在减少，而剩下的一些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研究所、监督所等也成为这个市场中的获得利益者，也出现了坐地涨价的情况。”在刘威看来，研究所等自收自支的性质，或许成为另一种“红顶中介”的牟利手段。

　　须剥掉“红顶中介”的官方外衣

　　“政府为企业减负添力的改革目标，在企业办理相关中介业务中并未减少。企业与政府通过‘红顶中介’完成审批的过程，也会给企业带来错误的导向，走偏门成了企业不约而同的做法。”北京大军智库主任仲大军表示，连接政府和社会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目前许多中介组织与政府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就出现了审批利益的潜规则。在政府简政放权过程中，一些部门仍旧不愿舍去眼前的金钱利益，将咨询公司、行业协会穿上官方的外衣，参与到市场活动中。

　　仲大军认为，对于行业协会与中介机构，应该恢复应有的独立性，将其从政府部门中彻底抽离，由市场自行配置资源。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满传认为，“企业只能去找这些中介，它可以漫天要价。应该彻底斩断政府部门与第三方中介机构之间存在的利益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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