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岩长汀“买卖儿童”成风:花钱避免断子绝孙
71岁的退休教师胡锋基毫无征兆地双膝跪下,仰头,哭腔顿起:“求求你了,跟上边领导说说吧,让我去接回我的小孙子吧,我们不给政府添麻烦,我帮政府养这个孩子好不好?” 11月25日晚,福建省长汀县童坊镇住户胡锋基家中,当地县委工作人员了解完其“非亲生”孙子相关情况行将离开时,这一幕突如其来地发生了。 此前11月17日,央视新闻以《宁静小镇被曝买卖儿童成风》为题,报道了长汀县童坊镇非法买卖儿童事件。次日,长汀县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通报案件调查情况,严肃追究21名相关责任人责任,对非法买卖儿童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更早之前的11月3日,在接到打拐志愿者的报警电话后,当地公安部门在11月5日晚将胡锋基的“非亲生”孙子予以“解救”,后与其他5名被“解救”的孩子一起暂时安置在长汀县福利院。 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解到,事发至今,涉案当事人对于自身参与“买卖孩子”遭处理一事,更多的是不理解和想不通;在长汀当地官方看来,当地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非法买卖孩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在法制宣传、工作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 “给钱是象征意义的” “你要干什么?” 连日来,打拐志愿者和记者的暗访与举报、警方的“解救”行动以及媒体的曝光,让童坊镇的一些住户面对外人时,显得异常警觉。 有住户告诉记者,事发之后,当地警方一度加大了排查“非亲生”子女的力度,这导致他们在疲于应付警方排查的同时,开始对媒体的曝光表达“不满”,认为报道“夸大事实,搞得我们童坊就像一个贩卖儿童窝点似的”。 “是私下抱养,不是买卖,更不是拐卖。”31岁的徐佳(化名)自称已在网上看过很多遍关于“童坊买卖儿童”的视频,“是非对错我们分得清楚,如果真的是涉嫌拐卖儿童的,我举双手双脚赞成处理他们,可事实不是这样。” 徐佳并不讳言自己曾参与过一次“私下抱养孩子”的经历。按照徐佳的说法,当地人在“私下抱养孩子”时,必须事先经过双方家庭尤其是孩子亲生父母的同意,而作为抱养方,一般多少会出一笔钱给予补偿,“但这笔钱更多是象征意义的,是出于补偿对方的一种心理,不是明码标价,更不是在卖孩子。”徐佳坚持认为这并不是寻常意义上的一种“买卖”或“交易”,“我痛恨这个字眼,孩子不是商品,哪能随意买卖。” 在徐佳印象中,当地“私下抱养孩子”的现象由来已久。徐佳说他从小就听大人们说起过,“小的时候也就是听听而已”。后来,大学毕业返乡创业的徐佳,惊奇地发现“小时候听过的事情依旧存在”,“一开始觉得不能接受,后来我专门了解过这种情况,现在我表示接受并理解他们。” “就比如未婚先孕的,因为各种原因孩子最终生了下来,这就面临着孩子怎么办和女方今后再婚的问题,在我们农村,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会选择把孩子悄悄地送人,送去一个有条件抚养的家庭。”徐佳进一步解释,“送抱养”的事情在当地虽呈现出“半公开”的状态,但毕竟属于村民个人隐私,一般来说都由双方私底下完成,在秘而不宣的前提下,越少人知道越好,“退一步说,哪怕是后来人们都知道了,也绝对不会有人公开议论,因为大家都心照不宣,都能理解这事。” 徐佳关于当地人“私下抱养孩子”的说法得到了童坊镇童坊村村委会一名负责人的认可。此次“非法买卖孩子”一事因涉及该村,该负责人现已被停职检查。 “没有儿子,别人会说我们家断子绝孙” “我叫胡守春,古月胡,遵纪守法的守,春天的春,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自从“非亲生”儿子被带走后,40岁的胡守春说他如今只愿意这样做自我介绍。这个自称性格固执的男人至今不认为自己在这件事上做错了什么,但在看到父亲为此下跪的那一刻,“那一瞬间,我真觉得自己挺可悲的,挺无力的感觉。” 胡守春是胡锋基唯一的儿子,这些年一直在童坊镇上经营洗车、电脑组装、室内装修等多种生意。其父胡锋基退休后,现在每月能领到2000多元的退休金,妻子在市里开美容店,月收入四五千元,而胡守春自己的生意“最少月入5000元”。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们一家人个个都有收入,日子过得挺不赖,记忆中从没因经济上的原因发愁过。 “可是农村里的事,有时候真的由不得你。”23岁那年,胡守春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女儿,4年后,二女儿出生。按照当时的人口计生政策,胡守春的妻子选择做了节育手术。 在最开始的那些年里,胡守春很知足于拥有两个女儿的家庭生活,在那时的他看来,“两个女儿乖巧懂事,相比男孩子能让人省心不少”。 即便是现在,胡守春也从不认为自己以前的生活有何不妥,“两个女儿怎么了,不就是没有儿子吗?” 可事实呢?胡守春说,在2009年之前,他不止一次听到来自周围村民的闲言碎语,“说实话,我从小在农村长大,知道农村一些上了年纪的人都会特别古板。”说到这里,胡守春垂下了头,“后来还是屈服了,毕竟我不是活我一个人,我得为我父亲着想,得考虑父亲的感受,父亲年龄越来越大了,我不能看着父亲带着遗憾走。” “在我们农村,无后是很不光彩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父亲本来就只有我一个儿子,我身后要没有儿子,别人真的会说我们家断子绝孙的。你想,这么狠的话说出来,就算我扛得住,我父亲扛得住吗?”那段时间,胡守春甚至偷偷带着妻子去医院做了手术,“当时已经想好再生一个的,但其实还是很担心以后再生了女孩咋办,幸好碰到一个朋友。” 按照胡守春的说法,他的那位女性朋友当时正好去医院产检,“几个人坐下聊天才知道,她是未婚生子,孩子是没法见光的,知道我们想要一个男孩后,经过几次协商后她答应生下孩子后直接交给我们带,就算是我们自己的儿子了。” 2009年,胡守春在替对方支付了住院生产费用及相关补偿费后,抱回家来一个“白胖小子”。 官方称主要原因还是群众法律意识淡薄 “都说养儿防老,我现在连儿子都没有,你让我老了怎么办?”56岁的童家兴说这话的时候,牙齿咬得嘎嘣响,“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个儿子,说没就没了。” 2005年,童家兴唯一的儿子重病去世,遭此打击后,他大病一场,“后来还是我亲弟弟看我可怜,才把他自己的孩子过继给我。” 据童家兴介绍,2007年,其弟媳在生下一对双胞胎儿子后,随即将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他。而整个“过继”仪式过程,则是在同村多位年长村民的共同见证下完成的。 记者此后在多次走访童坊镇部分临街店铺与村民后获知,当地人对于“花钱抱养孩子”或“兄弟之间过继孩子”等情况竟是大多表示了解且多持赞成态度,“本就是你情我愿的事情,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呢?又没伤害到谁。” 按照时间推算,童家兴是在拥有“儿子”8年之后才被人举报,而胡守春则是在6年后的同一天遭人举报。事实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人曾先后表示,当地的不少村民早在几年前就知晓他们“私下抱养”和“过继”的情况。 殊途同归。作为同村人,胡守春的“儿子”如今还呆在福利院里,等待着“目前尚没有具体时间表”的安排和去处,而童家兴靠“过继”得来的“儿子”则重新被送回其弟家中,原本拥有“儿子”的两人一瞬间又回到原点。 胡守春说,当他跟着警方找到孩子生母家里的时候,对方的丈夫都气疯了,说他早就结扎了,哪来的孩子,可后来证明孩子的确是他老婆的,“你说,现在倒是找到了孩子的生母,可最后还不是害了人家,现在人家丈夫可能已经准备起诉离婚了。” “我个人极度痛恨拐卖孩子的可恶行为,可是对我身边发生的这些事,我真的不知作何评价。”童坊镇中心学校童力强(化名)老师告诉记者。 在长汀当地官方看来,当地部分群众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非法买卖孩子”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也暴露出当地政府在法制宣传、工作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今后将加强对群众的法制宣传,把打击非法买卖孩子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问题到最后,关键还是这些已经安置在福利院的孩子怎么办,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政府方面应该尽快想办法拿出妥善的解决方案来。”长汀县委一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表示,“越早越好,对孩子的影响越小越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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