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脑门”的权力何时寿终正寝

耗资8亿元的陈家祠广场是广州市的文化名片之一，仅仅4年后，这个重金打造的广场就因为地铁建设被“推倒重来”，造成公共资产巨大浪费。新华社10月14日的一则报道，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报道显示，广州地铁8号线延伸工程早在2007年就得到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当地政府为什么在规划的线路上花8个亿建如此高标准的广场呢？知情人一语道破天机：当时由于广州亚运会“任务比较紧”，所以，作为迎亚运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工程，该广场赶在亚运会开幕前加班加点完成。

又是为了政绩和脸面“拍脑门”的决策！

这些年，从大城市到小县城，大型建筑因非质量原因而“短命夭折”的现象频频出现。从北京地标性建筑凯莱大酒店到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从安徽淮南市的“观湖国际”酒店到山西河曲县的 “滨河公园长城广场”……信手拈来，比比皆是。这就不得不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谁来为公共资产的巨大浪费承担责任？

其实，大家心知肚明，没有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拍板，别人是无权决定大型公共工程命运的。这种对公共资源的浪费，和把钱装进腰包的腐败相比，危害更甚。但是，因为是从工作出发，决策者对自己的失误并没有负罪感。“拍脑门”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被追责的，迄今鲜有，这种现象是极不正常的。

杜绝规划“家长制”、决策“拍脑门”，关键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制度设计，淡化地方党政主要领导的城市“总规划师”角色，突出专家科学论证规划的权重；通过立法保障规划的连续性，用法律手段将领导个人的喜好阻隔在规划之外，遏制“一届政府一个规划”的冲动。

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规划法治化会让一些领导感到自己的“能力”受到了限制。虽然他们天天把“法治”挂在嘴边，可是，一旦手中的权力受到法律掣肘，自然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在法治建设进程中，法与权的矛盾客观存在，并将贯穿始终。法治一天不落地生根，它就是虚幻的空中楼阁。

让“拍脑门”的权力早日寿终正寝，法治是唯一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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