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判决百起命案案件多因琐事引发 1/4涉情杀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市的两个女童被残忍杀害，行凶者是她们的亲属，而凶手的作案动机竟只是因琐事长期累积的怨恨发泄。亲属间的琐事纠纷缘何会演变为杀人惨剧？《法制日报》记者就此对今年以来浙江各地法院判决的100起故意杀人案件进行梳理，发现七成以上的案件系琐事纠纷引发。

琐事争吵报复泄愤

在这100起案件中，涉及情杀的案件25件；因家庭暴力引发的案件两件；因放任儿童溺水未施救案件1件；因传销引发的杀人案1件；另外的71件皆因琐事争吵、报复泄愤等纠纷引发。

2013年8月11日，被告人乔恩成因争夺给大货车带路的生意，在杭州市萧山区宁围镇通惠路现代4S店门口，与被害人雷某发生争执并打架。之后，雷某纠集雷某某、卢某报复乔恩成，用钢管殴打乔恩成头部。乔恩成趁旁人劝架之时起身，持钢管击中雷某某头部致其死亡。

记者发现，这样的报复性殴打不仅发生在陌生人之间，还时常发生在熟人之间。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判决了这样一起案例：去年9月30日，被告人张继强与席某、席某某兄妹商谈与席某某复婚之事。席某强烈反对复婚一事，张继强因此怀恨在心。

当天10时许，张继强持水果刀至席某暂住处，质问席某为何干涉他复婚。席某见状便去夺刀，张继强持水果刀捅刺席某胸、腹部等处数刀，导致席某主动脉弓、肺动脉根部全层破裂引起大失血死亡。

感情纠葛引发惨案

记者发现，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情杀案所占比例不小。第三者插足，往往成为情杀案的始作俑者。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年就判决了3起情杀案。在其中1起案件中，杨文书与熊某是夫妻，自去年3月以来，杨文书怀疑妻子熊某与他人存在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关系越来越差。去年8月5日，长期积累的怨恨让杨文书情绪爆发，他恼羞成怒，残忍地将妻子杀害。

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也判决了一起情杀案。卢思伟和张某于2012年1月登记结婚。婚后，两人因感情不和多次争吵，张某提出与卢思伟离婚未果。2012年11月，张某离家出走，后在务工期间结识男子张某某，继而同居。卢思伟知道妻子与他人同居后非常恼怒，一直怀恨在心。2013年7月13日，卢思伟用剪刀捅刺张某某胸部，导致张某某失血性休克，经抢救无效死亡。

纠纷压力如何化解

浙江省法学会专职副会长陆剑锋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无论是余杭两名女童被害，还是浙江近年来发生的故意杀人案，往往是多因一果。行凶者有一个共同的心理规律，就是对生命、法律与道德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缺乏对社会复杂程度的包容心和忍耐力。一有导火索或触发点，这种心理就会转化为不计后果的暴力行动。

“这些行凶者的谋生压力大，对前途命运的挫折感强烈。如果缺乏抗压抗挫训练、缺乏释放压力的工具，他们很容易产生不平衡心理，最终会选择用一种痛苦换取另外一种痛苦。”陆剑锋分析说，遏制这种问题，除了让公民接受更完整的教育以外，还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每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杭州师范大学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范忠信则向记者回忆了一段往事。他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他的父亲作为有文化的家长，处事公道，所以堂兄弟姐妹有什么矛盾纠纷都会找他。大家在饭桌上吃饭喝茶就能化解矛盾。但如今，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与人口的大量流动，家族宗亲聚居的状况被打破，家族宗法等民间调解力量逐渐分散，而亲属圈成员往往会顾忌面子，不愿意将家事诉诸行政或司法，大多选择忍气吞声。然而，这种情绪蓄积到一定程度后，就极有可能演变为恶性案件。

范忠信认为，相关部门应大力培育化解纠纷的民间权威力量，加强社会基层自治，让民间纠纷矛盾由更多的民间组织来参与提前化解。见习记者王春 通讯员陈晓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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