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11名小学生打死同学:领头的孩子今年11岁
晓辉生前使用的书桌 晓辉的父亲张千在自家门前 半人多高的玉米地,从村口蔓延到路的尽头。路边墙上的土坯,已经被阳光晒得泛白。墙外,杂草、玉米秆和道路交错的地方,8岁的晓辉生命最后时刻就曾躺在这里,奄奄一息。 这是河北蔚县柏树乡永宁寨村。6月28日下午,在村委会门前的广场上,附近3个村的11个孩子轮番对晓辉进行殴打。最终,已经昏迷的晓辉被抬到路边,丢进杂草丛中,孩子们一哄而散。 晓辉在天津打工的父亲张千得知消息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回了村里,与重伤的儿子一起度过了父子相守的最后两天两夜。 晓辉却再也没能睁开眼睛。张千想为儿子讨个公道,但他很快就听说,那11个孩子,最小的只有9岁,最大的也还有两个月才满14周岁。按照刑法规定,这些孩子均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我的儿子才是最小的,为啥刑法保护他们,不保护我的儿子?”这位鬓角迅速染上灰白的父亲,咬牙切齿地说。 他不明白,那群跟他儿子差不多大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残忍地”、儿戏般就夺走一个同龄人的生命。 65元钱要了回来,东东的母亲劈手给了自己的孩子几巴掌,东东就此跟这个告密的小子“结下了梁子” 领头的孩子叫做东东,今年11岁,在所有孩子中,只有他跟晓辉是“一个村儿的”。 东东家在村西,晓辉家在村东。从西向东走,沿着坑坑洼洼的柏油路,5分钟后向左一拐,脚下踏着的,便是混杂着羊粪蛋的泥土。 东东和晓辉家所在的柏树村一共只有200多户人家,几乎都认识彼此。大部分青壮年村民“都在外面打工”,近一点的在县城,远一点的就在天津、北京、包头,留在村里的几乎都是老人和孩子。将近一天里,除了偶尔开过去的小面包车突突的声音,整个村子安静得能听到附近山上的鸟鸣。 这个个头儿不到1.6米的五年级男孩儿,在村民和同学的描述中,就像《机器猫》里总是欺负别人的大胖一样,“或许还更壮实一点儿”。几个和他经常玩在一起的孩子,都管他叫“大哥”,他也常常请同学去他家的小卖部吃东西,“所以好多同学都听他的话”。 “他确实有点淘气,但从来没听说打过架,这件事真让人意外。”班主任任老师说。 整个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只有47人,一个班。校舍建在村口,五年级的教室,是最把边儿的一间,从教室前门出来朝右一拐,跳下一个3米多高的小土坡,就是一大片树林,在教室门前远远能眺望到通往县城的山路。 东东的成绩不算好,在班级末十名里头,任老师曾因为东东经常不完成作业,专程去东东家里进行家访。出了校门斜走几步,不远处,就是东东家的小卖部。 “去了好像也没啥用,他后来还是不怎么交作业,成绩也还是那样。”任老师有点无奈地说,她紧接着补充,“他家里也不怎么管他的学习。” 平时课间在教室门口跳跳绳、踢毽子的东东,在离开学校之后究竟还有什么其他的娱乐,任老师并不知道。 东东的家长之前也不知道。实际上,他们的儿子会时常向比他年龄小的孩子们要钱。就在悲剧发生前不久,东东要晓辉把准备买饭卡的65元钱给自己“上供”。晓辉把钱交了出去,但很快又跑到东东家的小卖部,向东东的母亲“告状”。 65元钱要了回来,东东的母亲劈手给了自己的孩子几巴掌。自那之后,东东就跟“告密”的晓辉“结下了梁子”。 6月28日上午10点半,一直趴在屋里写作业的晓辉,跟姥爷要了1元钱,说笔芯不出水,要出去买根笔芯。等姥爷洗完碗,发现院子里的自行车不见了,这才知道“孩子又出去耍了”。姥爷没有想到,晓辉再也没能回家。 那天下午,有村民曾看见过晓辉在村西口玩耍,准备回家时,却被东东带着几名高年级同学叫住,最后,“3辆电动车,坐了6个人”,一起往3里地外的永宁寨村去了。 那些“家里没大人”的孩子,“长期没人管,平时就在外面乱跑,被环境带坏了” 东东领着一群孩子,带着晓辉,骑着电动车,从村口沿着柏油路往西走。因为今年有些干旱,才6月底,夹道的桦树上就已经有大片的叶子飘下来。 不到10分钟,一群孩子就抵达了永宁寨村和庄窠村的交界路口,遇见另一群在村口玩耍的同学。算上晓辉,一共12个孩子,都聚集在了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上。 9岁的军军和晓辉同班,这个“成绩还不错”的男孩,平时还是班里值日组的组长,他的英语最近考了97分。他和晓辉的座位只隔一排。在教室门口贴着刻度的绿色卡通长颈鹿身高表上,两个孩子都“到鹿耳朵的位置”了。 在做笔录的时候,瘦小的军军,让刑警大队的警察们觉得“也只是个孩子而已”。“他们都打,我也只能跟着打。”11个孩子里,超过半数都说出了类似的话。 那天下午,“怕自己不合群”的军军,混在一群孩子当中,朝着平日里关系还不错的同学晓辉身上踹了几脚。不知是谁,把矮小的晓辉一把推倒,晓辉的脑袋一下子撞在了地面上。 “他家里没大人,打他也不怕。”一个孩子说着。 在数年前,晓辉的母亲就抛下了丈夫和儿子,“不知道去了哪里”,而晓辉的父亲则常年在外地打工,好几个月才回村里一次。晓辉常年跟年迈的姥爷住着,至于他平时在村里是不是受孩子们欺负,家里人都“不清楚”,“没有听他说过”。 “或许是吓的,他不敢告诉家里。”父亲张千眼睛里布满血丝。事情发生后,他一度后悔得整宿睡不着觉,如果自己没有外出打工,甚至能早几天回来,或许就不是这个结局。 事实上,11个孩子中的大多数,都是跟晓辉一样的留守儿童,有的父母都在外面打工,有的只有双亲中的一个在外面。 读五年级的东东,领着跟自己同班的其他5个孩子打了晓辉,其中有4个都是留守儿童。剩下的那个,其父亲“前几个月刚从外面打工回来”。当地外出务工的村民,大多跟张千一样,在建筑工地做小工,还有一些在县城摆摊做小生意。他们的儿女都在柏树乡中心小学上学。 这个乡有20几个村,但每年只有三四个学生能考上大学。 “上完初中,成绩好的就上高中,不好的就混社会呗。”据一名当地干部说,近些年来,“年轻人的习气不如以前了”。许多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不上学了,不好好种地,也不好好打工,而是“让家里养着”。 而那些“家里没大人”的孩子,“长期没人管,平时就在外面乱跑,被环境带坏了”,一个村民试图总结悲剧发生的原因。 但这些似乎都无法解释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 东东、军军,还有其他晓辉能叫上名字或叫不出名字的孩子,就在永宁寨村委会前的空地,对着年龄最小的晓辉,你一拳,我一脚,有路过的村民看见,晓辉的头发被拽起来,头狠狠磕在地上。 最后,孩子们抬着晓辉,往村委会后面的玉米地去了。 打人的孩子们家里都已经大门紧锁,东东家的小卖部关了门,据说东东被送到了亲戚家 最终发现晓辉的地方,需要从玉米地再绕过一堵呈直角的土墙,周围都是树和杂草。晓辉身上盖着一件紫红色的校服,已经陷入昏迷。 两天后,他在医院里死去,死因是“颅脑损伤”。 7月,晓辉的尸体还安置在停尸房。11户人家里,那些在外打工的父母纷纷赶了回来,现在,这些孩子们总算“都不是留守儿童了”。 几个有手机的孩子,手机都被父母收了回去。电话打过去,一个语气紧张的母亲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 其中庄窠村和永宁寨村里的那几家,这几天已经大门紧锁,连大人带小孩都不见了。柏树村里,东东家的小卖部也关了门,据说,东东也被送到了亲戚家。 几个孩子的QQ签名,出乎意料地相似,“兄弟在一起”、“兄弟一生一世”、“兄弟们再见了”、“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都没有参加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班主任老师解释说,学校正打算给他们安排补考。 “都是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规定,我们不能把他们控制起来。”刑警大队的队长反复解释着自己的无奈。 “他们能知道自己错了吗?”一位村民皱着眉头嘟囔。当地县委宣传部的领导也感慨,该对这些孩子“加强道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张千觉得,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说自己“不懂法律”,弄不明白为啥“打死人不用负责,那几个孩子都好好地回了家,该吃吃,该玩玩”。县政府安排了一名律师免费给他提供法律援助,但这位绝望的父亲,即使是听完律师的解释,也还是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 他从儿子的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一页,列下11个孩子及其家长的名字。这张薄薄的纸,脆得好像稍微一用力就能戳破。张千攥着这张名单,坐到了村西口东东家的小卖部门前,但最后还是被其他村民劝了回来。 晓辉的几双鞋,还整整齐齐码在家里的墙根底下,张千只要看一眼就会红了眼眶,但他“不舍得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 “爸爸,我也很想爸爸,爸爸您几月几日回家呢?爸爸回家的时候给我买一些吃的,行吗?还有在(再)给我就买一瓶饮料,行吗?” 这是两个月前,晓辉给远在天津的张千发的短信。在那之后,这个不知怎么把手机弄丢了的孩子,再也没机会跟自己的父亲说一句话。(文中未成年人晓辉、东东、军军均为化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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