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岗底看老乡

安增书

“西山”取经

1985年9月18日，天刚蒙蒙亮，两辆解放牌大卡车艰难地行驶在太行山深处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车上坐满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是谁？要去干什么？

原来，他们是岗底村的村民代表，要去邢台县前南峪村参观学习。

岗底村党支部书记杨双牛坐在第一辆卡车里，看上去有点疲惫。他担任党支部书记一年多来，为了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磨破了嘴，跑断了腿，呕心沥血，日夜操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岗底村把8000亩荒山分到了每家每户。谁知，三年多过去了，荒山依旧，面貌未改。杨双牛上任后，决定依靠集体的力量，把荒山变成“花果山”。对党支部、村委会的这个决策，乡亲们摇头的多，点头的少。村干部给他们做工作，说邢台县前南峪村从70年代开始治理荒山，经过十年奋斗，把一个“荒山秃岭和尚头，洪水下山遍地流，沿川冲走河滩地，十年九旱不保收”的穷山村，变成了太行山区里一颗璀璨的“明珠”。村民们回答说：“你们说得这么神乎，俺们没见过。”意思是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于是，村里决定每户派一名代表，到前南峪村参观学习。结果一统计，人多了不少。村里借来了两辆大卡车，一看车没牌照，一问司机没驾照。为了躲避交警检查，他们只好一大早就去，错开交警上班的时间。

两辆大卡车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颠簸行驶，终于上了邢（台）和（顺）公路。越往西走，山上的树越多。到了前南峪村，就像进了“花果山”。全国劳动模范、前南峪村党支部书记郭成志介绍说，前南峪有8300亩山场，10条七八里长的大沟和72条长短不等的支沟。经过十年奋战，郭成志带领群众把20里大山治理了一遍。他们用坏了数以万计的镐钎筐篮，磨细、抬断了几万根扁担，用来粘手脚伤的医用胶布少说也有一拖挂。有人算了一笔账，前南峪人垫地、兴山、治水动用的土石方量，如果按一立方米堆砌，可修筑一条从北京到广州的“万里长城”。

前来参观学习的岗底村民代表，被前南峪人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被前南峪人战天斗地的壮举所折服，被前南峪人取得的伟大业绩所震撼。“都是太行深山区，自然条件差不多，前南峪人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得到。”大家心里都憋了一股劲儿。

中午吃饭时，大家在浆水供销社饭店就餐，吃的是大饼、油条，喝的是鸡蛋汤。在来的路上，有人说：“看什么看，我们今天去也不过是白坐坐车，白吃顿饭。”而现在，他们却说：“这大饼、油条没白吃，鸡蛋汤也没白喝，前南峪之行让我们开了眼界，解放了思想，鼓足了干劲儿。”

从前南峪村参观回来，岗底村的群众讨论了三天，大家发言很热烈。有的人说：“靠山吃山，这话不假，但吃山首先要管山、治山，不管、不治，我们吃什么？吃荒草？吃石头？”也有的人说：“过去，咱们不讲究实际，以粮为纲，劈山造田，吃了苦头。现在，咱们学习前南峪，以富为纲，只有治山、治水、种果树，才能实现脱贫致富。”还有的人说：“虽然咱们原先把荒山分到了户里，但一家一户的力量是有限的，没法治理。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把荒山治理好。”最后，大伙统一了思想，在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带领下，打响了一场治山、治水、改天换地的人民“战争”。

岗底人也用了十年时间，投义务工40万个，动土石方210万立方米，修建地上、地下水库6座，拦水坝2500米，栽种果树10万株；按照“山、水、林、田、路”的要求，高标准治理荒山7800亩。他们把岗底的8000亩荒山，变成了名符其实的“花果山”，满山遍野的树成了摇钱树。

二十多年过去了，岗底人没有忘记当年的前南峪之行。在岗底村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碑上有这样一段碑文：“85年开始治山，首需更新观念，因有外出求计，借石攻玉的前南峪之行……”前南峪村老书记郭成志来岗底村参观纪念馆时，看到了这段碑文，心里十分感动。从此，前南峪村和岗底村成了友好村，郭成志和杨双牛也成了忘年交。

安增书传奇

安增书在岗底村是个传奇人物，有关他的故事很多。这里，咱们先从他捅老鸹窝的故事说起吧。

安增书出生在1958年,家有兄弟姐妹6个。他上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家里的孩子多，再加上那个时候生活比较困难，母亲在怀他的时候不想要他，便故意喝醋，从囤里挖粮食时还使劲挤肚子，想把他挤出来。不曾想，安增书命大，母亲只好生下他。

在那个年月，岗底村和其他村一样穷，人们不但吃不饱肚子，就连生火做饭烧的柴火也很难捡来。这天，十来岁的安增书放学回家后，背起大筐便和小伙伴儿们上山拾柴火了。但“僧多粥少”，柴火不好拾。安增书突然发现，树上的老鸹窝都是用干树枝搭的，于是爬到树上去捅老鸹窝。一个老鸹窝弄了一筐柴火。

一次，安增书蹿上村头的大杨树去捅老鸹窝。因为杨树表面比较光滑，不好往上爬，安增书就弄了根绳子，一头绾一个套，跟现在电工的脚扣差不多，一只脚踩住，把另一个绳头拽上来往上一拴，踩上去后再把下边那个往上拴，交替进行向上爬。

安增书爬到一半的时候，被他大爷看见了。他大爷在树下吆喝：“你给我下来，想挨打呢！”安增书一见大爷来了，吓得赶忙往下下，一紧张绳子把腿勒住了，上也上不去，下也下不来，只好双手搂着树。后来，村民杨胜春路过这里，找了一根木杆子顶住安增书的身子，才把他救了下来。

那天，安增书的母亲正好从娘家回来，在村口碰到村民王宝生。王宝生说：“哎呀，婶子你可回来了，把你家老三吊死了。”安增书的母亲一听，吓得走不成路了，好不容易挪到家，一看安增书活蹦乱跳的，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母亲问他：“咋别人说，把你吊死了？”安增书把过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母亲。母亲一听很生气，就把安增书狠狠揍了一顿。

1974年，安增书高中毕业后，回村当了民兵副连长。那时候，正赶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年代，每个村的民兵连都有枪。岗底村的民兵连有7支枪，两支全自动，五支半自动，全部在安增书家放着，由他保管。

一天，安增书从别人手里弄到了5发子弹，叫上民兵安食堂去山里打兔子。两个人一人一杆枪，安增书往枪里装了3发子弹，安食堂装了2发。然后，他们顺着山沟找兔子。走着走着，安增书的手指碰到了枪的扳机，“砰！砰！砰！”3发子弹从安食堂头顶上飞了过去，吓得安食堂“扑通”一下趴在地上。安食堂惊叫道：“你干啥，想把我打死？”原来，安增书把机子扣在了连发上，3发子弹一下就出去了。安食堂一喊，把安增书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对枪支管理比较松，放到现在，安增书就摊上大事儿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思想活跃的安增书走出了大山，到全国各地推销野生药材。安增书走出山门的第一站就来到了海南岛。

当时，改革开放刚开始，出门要有大队、公社和县里的三级证明信。因为安增书他们几个人没有开上三级证明信，一出海口火车站就被查住了。4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问安增书：“从哪里来的？”

“河北。”安增书回答。

“这么远来海口干什么？”解放军问。

“我们是搞药材的，来给亲戚送药材。”安增书回答。

“亲戚叫啥名字？住哪个街？哪个巷？门牌号是多少？”解放军接着问。

这下，把安增书给问住了。刚好，收药材的介绍人到了，连忙向解放军解释说：“这是我河北的朋友，来送药材的。”解放军看了他的证件后，才把安增书他们放了。

走在海口的繁华大街上，安增书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见啥啥稀罕。他们从家里来时，穿的是大棉袄和粗布鞋，看到海口的姑娘们穿着短袖T恤衫、牛仔裤衩，脚蹬高跟鞋，走起路来“嘎嘎”响，眼都直了。看见高楼大厦就停下来，数一数有多少层。路过一家饭店门口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服务拉他们去吃饭，吓得他们扭头就跑。

安增书来海南卖药材，用的是河庄供销社的合同。从家里来海南时，虽然坐的是快车，走了七天六夜，但合同还是误期了，对方拒绝收货。没有办法，他们只好自己找买家销售。安增书一行4人在海口转悠了两天，一斤药材也没有卖出去。后来，经人介绍，他们又去了三亚。到了三亚后，身上已经没钱了，他们就低价卖了一部分药材。有了盘缠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去了广州、柳州、韶关、长沙。前前后后22天，药材也没有卖出去。回到家后，他们才知道家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因为那时通讯不方便，家里人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以为遭遇了不测，就去找巫婆神汉祷告。见他们活蹦乱跳地回来了，家里人高兴得哭了。

安增书下海南，虽然赔了钱，但却赚了见识，开阔了视野，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为日后闯荡市场奠定了基础。

90年代初，他把山里生产的板栗、核桃、柿子、大枣等，弄到外地销售，赚了不少钱，成了岗底村第一个“万元户”。

有一年，吉林省延吉市有个大老板找到安增书，说是要向美国出口100吨板栗和100吨柿子，让他准备货源，并派来5个人在岗底村盯着。为了做成这笔大买卖，安增书对东北的客人热情招待，三天一小请，五天一大宴，还专门托人买了一条红钻石牌香烟。等把货源组织好了，对方却迟迟不打货款。八月十五那天，东北的老板突然打来电话说，钱已经打到了石家庄的光大银行，让安增书发货。安增书随口说了一句：“石家庄哪有什么光大银行，你甭骗我了。”

其实，石家庄有没有光大银行，安增书也不知道。对方听他这么一说，就挂断了电话。没到天黑，东北来的那几个人也溜之大吉了。这时，安增书才明白，东北老板是个骗子。后来，安增书做生意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十拿九稳不落空”。

因为安增书做买卖在村里出了名，被富岗公司的老板杨双牛看中了。实际上，富岗公司就是岗底村的公司，杨双牛是村支部书记兼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当时，公司在北京设立了专卖店，主要经销富岗苹果和小杂粮、柴鸡蛋等无公害农副小产品。杨双牛点名让安增书去北京专卖店负责。安增书上任后，把生意做到了中央各大部委机关小食堂。

一次，安增书卖给人民大会堂1000箱富岗苹果，说好第二天上午去取款。第二天一上班，安增书就来到人民大会堂事务管理所，可门岗说什么也不让他进去。不让进就不进，安增书把发票给了门岗，不一会儿一张现金支票从窗口里递了出来。安增书在北京专卖店干了3年，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后来，他由于患了胆结石，不能吃油腻的东西，不能喝酒，还经常肚子疼，只好辞职不干了。

从北京回来后，安增书就一心扑在家里的3亩苹果园上。说起这3亩苹果园来，还有一个故事。

1994年，岗底村治好山后，全部种上了苹果树，分给村民承包。当时，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有其他活干的村民一般不让承包集体的果园。因为安增书家里开着饭店，还有小食品门市，所以村里不让他包果园。

早在1981年，安增书就和3户村民合伙包过200棵苹果树，头一年每户分了200元钱，第二年分了300元钱，第三年分了500元钱。当时，岗底村每个工值才几毛钱，其他人红了眼，愣给毁了承包合同。安增书知道承包苹果园效益好。但现在不让他包果园，他哪能答应？安增书找到老主任说：“我干饭店不能干一辈子，可苹果园一直在发展，假如饭店不行了，你让我喝西北风呀。”安增书见老主任没言语，接着又说：“治山我治了，杂工我摊了，修大坝我捐资最多，为啥不让我包果园？”老主任一听安增书说的在理，就让他包了3亩果园。后来，安增书又把分给哥哥、弟弟的河滩地全部种上了苹果树，加起来有10来亩苹果园。没过几年，安增书的饭店关门了，他真的靠苹果发了家。

2010年的金秋十月，岗底村果农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年。3000亩苹果树硕果累累，压弯了枝头。这天是星期天，乡里的一位干部领着石家庄来的几位客人，来到安增书的果园采摘苹果。安增书见一位客人抽的是中华烟，心里琢磨此人一定不简单，就主动上前搭讪：“先生贵姓？”

“免贵姓杨。”客人回答。

“杨哥，我的苹果严格按照128道工序生产，是绿色食品，不信你先尝尝。”说着，安增书从树上摘下两个大苹果，递给客人。

客人咬了一口，清脆可口，细嚼无渣，连声称赞说：“不错，不错，富岗苹果名不虚传。”

安增书说：“杨哥，我家有10多亩苹果园。你见多识广，帮俺推销推销。”安增书见人家没答话，就小声说：“不让你白忙活，一箱给你抽5块钱。”客人笑了，对安增书说：“我不抽钱，弄两箱苹果就行。”

大约过了四五天，姓杨的客人打来电话，说：“老安，你给我准备500箱苹果。”

“没问题。”安增书一口答应。

“多少钱一箱？”对方问。

“七八十元一箱。”安增书说。

“到底是七十还是八十？”对方又问。

“80元一箱。”安增书一咬牙，说。

“那好，明天把苹果送到石家庄。”对方说。

又过了四五天，姓杨的客人来了。安增书给他弄了几箱苹果、蔓菁、萝卜。对方很高兴，当场又订了500箱苹果。安增书算了一笔账，1000箱苹果卖了80000元，刨除10000元成本和500元运费，纯赚69500元。后来，他们成了朋友。每年，这位朋友都会来安增书的果园买苹果，还给他介绍了不少客户。

2012年春天，安增书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在保定市曲阳县承包200亩土地，全部种上富岗苹果果树。按照《富岗苹果128道生产工序》的操作，第一年栽树，第二年拉枝、刻芽，第三年开花结果，第四年丰产。安增书保守地算了算账，仅这200亩苹果树所赚收入就达24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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