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反腐：先治理“胡作为”再治理“不作为”

长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刘吉发

在官场风气得到好转的同时，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部分官员的心理。管理干部队伍，提高其服务水平，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治理不作为。在清廉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从价值导向、约束机制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全方位考核，提高行政能力。

记者：为从严管理干部，我省陆续出台五项制度，其中，党政主要领导必须在工作地安家，其配偶要随调随迁，并作为提拔使用的必要条件引起公众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刘吉发：在我看来，这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体现了对干部关心。“走读”干部既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在工作的同时也承担着家庭角色和责任，当家庭和工作不能融为一体时，必然会分心。解决干部随调问题，使其全身心投入工作，正是对干部的关心，该规定有利于干部立足于本职工作，让干部安身、安心、安神。其二，便于干部管理。“裸官”现象对干部的管理造成极大不便，家属亲友不在工作地点，是干部腐败的一大死角，隐蔽而不易管理。其三，便于监督。家庭一体化、透明化，可及时遏制特殊化环节，使信息面向大众，方便民众、舆论的监督，破解权力监督的困窘，将全社会纳入监督体系，利用社会机制、管理体系，从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三个角度对权力形成有力制约，使决策公开透明、执行科学民主，监督全面有效。

记者：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对于家属随调，一些干部表现出了畏难情绪，公众也担心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不会打折扣，如何更好地落实这一措施，您有什么建议？

刘吉发：“走读”干部之所以存在，有着种种客观因素，比如，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居住在大城市往往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资源，比如，子女入学、就业、医疗服务等等，干部家属“随调”落实的阻力也正在于此。要解决干部随调问题，直面阻力，均衡化发展是关键。然而，经济社会的均衡化发展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目前操作性的措施是首先出台硬性规定，并将之作为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面临着阻力和自身的不完善性，这项政策的制定必定是建立在科学系统的调研考证基础之上的，符合绝大多数干部的实际情况，特殊情况毕竟是少数，一旦出台就应不打折扣地实行，同时制定奖惩措施，建议在待遇不变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给予适当补差，使干部有动力扎根于地方，导向性的规定是前提，具体的特殊情况会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

记者：目前“官不聊生”成为一个新的热词，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刘吉发：“官不聊生”的出现，是对官员权力的限制的具体体现。限官、限权、限吏是国家治理系统的基础，是政治发展的新常态。欲治理社会，必先治理官员队伍，详列官员待遇、权力清单。目前官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国家严打反腐的高压政策下，官场风气得到好转，但清廉的同时隐藏办事效率低下的隐患，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部分官员的心理。管理干部队伍，提高其服务水平，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治理不作为。先治理“胡作为”，进一步治理“不作为”，在清廉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从年轻基层的干部队伍开始，从价值导向、约束机制到具体的行为规范，全方位考核，提高行政能力，使其与社会发展和政治新常态相适应。

记者：治理腐败是我国当前的重要措施，相应的各种反腐的措施也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对于高薪养廉，您怎么看？

刘吉发：在我看来，高薪养廉提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为了不让官员腐败就给予高薪，反言之即不给官员高薪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腐败了？为人民服务，清正廉洁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公务员工资增长需要也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公务员工资增长水平的合理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我认为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尽快建立起有效的奖励机制是关键，这种奖励机制要结合社会评价与民众满意度，形成对公务人员官员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通过绩效薪酬，调动干部的积极性。总的来说，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从严管理干部的新规，官风、政风、吏风明显好转，群众一片叫好之声，但要意识到，反腐败是一个连贯、整体的社会系统政治工程，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最终实现用制度管人。 (记者 康传义 实习生 兰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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