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两梅案18年争议：退休检察官甘当翻案志愿者

刘炳华和他整理的200多册申诉材料

梅家兄弟的父母

刘炳华第一次见到梅华时的合影(翻拍)

刘炳华和承认作伪证的王香英(翻拍)

18年前，“孪生兄弟合谋杀妻害嫂案”(简称“两梅案”)曾是轰动上海滩的大案。但18年来，梅家从未停止鸣冤。

退休检察官刘炳华为梅家提供法律咨询8年多，甚至自信已经找到了“真凶”。刘炳华协助梅家通过合法途径反映情况并获得回应，但启动纠错机制比想象中困难。今年1月底，当地法院宣布对该案的最近一轮核查告一段落：“未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错误。”

5月18日，刘炳华再次致信相关部门，指出上海两院的最新核查未找过任何一位可以证明该案有冤的证人，也没有找过梅家几位当事人。刘炳华说：“两梅案”不知不觉成了他这辈子最执着的一件事，如今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个圆满结局。

壹 “两梅案”

上海多位知名律师上书直言：“‘两梅案’的离奇程度大大超过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1995年7月6日上午10点，梅吉祥回家发现妻子顾敏黎昏迷在地，“下身衣物不整，头面部多处受伤”，立即将她送去医院。顾敏黎经抢救脱离危险。警方最初怀疑是入室抢劫，排查了百余名无业人员。但四个多月后，顾敏黎突然指控丈夫梅吉祥是凶手。案件由此被确定为“故意杀人案”，审讯中梅吉祥还“供出了孪生弟弟梅吉扬”。长时间审讯后，梅吉扬“认罪”。1996年1月，案件移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后，梅吉杨首先翻供。

律师郑传本、盛诗柔、陈春孚、王湘堡是梅家兄弟的辩护律师，当时，由上海市司法局原副局长、全国律师协会原副会长、上海律师协会原会长王文正牵头，通过律协组织了一批擅长刑事辩护的律师讨论，最后确定为两兄弟做无罪辩护，因为“确实没有任何证据”。

案件审理过程中，上海电视台连续播出两集节目介绍案情，“预判”梅家兄弟是凶手。最终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梅吉祥死缓，梅吉杨有期徒刑12年。

18年来，“两梅案”在法律界的影响从未真正消退。

当年为梅家兄弟辩护的著名律师郑传本已经去世，临终前仍称“两梅案”是心里放不下的一块“大石头”。老友王文正来探望，他一把扯下氧气面罩，说：“我想不通这个案子怎么会变成这样。”

郑传本和另一位辩护律师盛诗柔去世后，陈春孚、王湘堡、王文正以及另两位上海著名律师刘正东、翟健，五人联名写信要求重审此案。王文正如今也已年逾八十、两耳失聪。他在给上海相关部门的信中说：“‘两梅案’的离奇程度大大超过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

贰

“三无案件”

检察官刘炳华查阅卷宗后认为该案案犯既无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现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

刘炳华原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200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郑传本手中拿到了所有案件卷宗，花了三个月输入电脑整理，然后决定通过合法途径帮助梅家。他认为，“两梅案”基本可定为“三无产品”——梅家兄弟既无作案动机，也没有作案时间，现场没有任何与他们吻合的指纹、脚印、血迹或毛发证据。

梅家兄弟当时在同一个工厂上班，警方认定的案发时间是上午8点到8点半，但厂里许多同事都在这段时间内看到两兄弟在厂里工作。梅吉祥当天早上8点30分和同事陈志鸿一起去借电器箱，而梅吉扬当时则在锅炉旁查看漏水情况，同事刘秋英可以证明。之后，梅吉祥去一墙之隔的医院看红眼病，医生怕他传染给别人，给他开了病假单，叫他回家，于是他才在10点左右回到家里。而梅吉扬的同事耿金华则能证明他离开锅炉房后一直在办公室，直到10点多接到梅吉祥的电话说嫂子在医院，梅吉扬才离开。此外，厂里门卫也可以证明两人没有作案时间，当时厂里只有一个门，工作时间出入必须有领导的批条。

作案动机曾经困扰了当年办案人员很长时间，因为工厂同事及邻里亲友都对俩兄弟评价很高，说他们作风正派，梅吉祥刚刚成为预备党员，光荣榜贴出来还没几天。但起诉书含糊描述他杀妻是因为“婚姻家庭矛盾”。梅吉祥的女儿梅华(化名)表示，案发前四天，一家三口还开心地去看车展，案发前一晚，一家人还打牌打到深夜，案发当天一早下大雨，梅吉祥叫女儿别去暑托班了，梅华想去找小伙伴玩，坚持要去，为此还跟父亲争执了几句。她说：“如果父亲真要杀母亲，应该巴不得我去暑托班，怎么会叫我别去呢？”

顾敏黎从未指控小叔子梅吉扬谋害她。律师在法庭上问顾敏黎怎么知道梅吉扬是同案犯时，她回答“从电视上看到的”。刘炳华说，有检方办案人员透露，因被害人从未指控过梅吉扬，当年检方内部也有分歧，但“考虑到梅吉扬同犯的情节已上电视”，最后还是将他列为从犯起诉。不知什么原因，案件当年没有公开审理。

刘炳华说，翻阅大量卷宗后，虽然觉得案件疑点多多，但是还不完全确信是冤案。一直到2006年夏天，他陪伴梅华去探望母亲。

此前，梅华与母亲已经四年没有联系。顾敏黎在指控丈夫后就搬回了娘家。梅华上初中预备班时，顾敏黎提出离婚，法院将女儿和房子都判给了顾敏黎，梅华跟她一起生活到初中毕业。随后由于住所拆迁，顾敏黎拿了一笔动迁款就走了，梅华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我是作为志愿者和另几位志愿者一起陪梅华去探母的。没想到她外婆反应很大，问我们的身份，当场打电话核实我报给他们的手机号码。后来还查到我在检察院工作，到我单位告状。”刘炳华说。梅华证实了这一幕：“他们拿出一张纸，让我签字承认‘我妈妈是我爸爸害的’。”

“他们一直百般阻挠梅华单独见母亲。按理说，2006年夏天梅华外婆生病了，梅华又考上了大学，也好几年没见过妈妈，去探望他们应该很高兴。但这种反应太反常了。”刘炳华说。

羊城晚报记者致电顾敏黎父母家，其父顾培周听明来意后，表示案件由国家判断，不愿多说。至于是否另有真凶，他表示“从来没听说过”。

叁 刘炳华的“突破”

案发时被害人顾敏黎曾与“真凶”搏斗、顾敏黎的母亲还曾与“真凶”“私了”？

刘炳华开始绞尽脑汁寻找突破点。

“律师为梅家兄弟辩护，检察官问——你们说不是‘两梅’做的，那是谁做的？律师就愣住了，答不上来。这不是他们的工作范畴。但我不是律师，我思前想后，决定在寻找真凶上下功夫。”刘炳华说。

他在录入整理卷宗时，发现案发后两个月，即1995年9月10日，顾敏黎曾对到医院来陪护她的小姑梅芝芳说，其母陈玲仙已经和凶手“私了”了，并称此人是熟人，自己当时还曾与他搏斗，对方也受伤了。“梅芝芳劝顾敏黎伤愈后别回家住了，因为凶手可能还会来犯。顾敏黎叫她别担心，因为她妈妈已经和凶手‘私了’。”

刘炳华开始调查顾敏黎母女身边的熟人，这个过程很漫长，焦点最终落在舒某身上。

舒某，上海外高桥某物流公司的经理。他曾与顾敏黎的母亲是同事，顾母退休后，介绍女儿进入舒后来所在的公司任财务主管。因为外高桥远离市区，当年交通不便，顾敏黎经常要搭乘舒某的小车上下班。

刘炳华介绍，他找到舒某的老板和几位同事，得知案发当天是该公司老板生日，中午公司同事约好一起聚餐，舒某本来约好接顾敏黎同往，但最后两人都没去。有两位同事还承认，他们分别在案发当天的白天、晚上陪同舒某前往医院看“头部外伤”，晚上那次还叫了120救护车。从公司财会处调取的财务收据显示，案发后不久，舒某曾报销了一笔800多元的医药费。警方调查时，该公司所有职员都采集了指纹，唯独舒某因病假不在场而遗漏了。

刘炳华几次打电话给舒某，劝他主动“澄清事实”。遭拒后，他让妻子假借谈生意为名约出舒某，当面与其对质。“我劝他去‘自首’，或者去录个指纹、留个血样证明清白，但被断然拒绝。”

羊城晚报记者致电舒某，听明来意后，他立即挂断电话并不再接听。

肆 媒体“断案”

当年有关报道二十余次，对办案人员的工作大加褒扬。随后多位参与侦查和审理的公检法人员得到升迁。

根据警方的办案记录，顾敏黎起初并未打算指控丈夫，但梅吉祥从妹妹梅芝芳口中得知丈母娘已经跟凶手“私了”后，追问妻子凶手到底是谁。顾敏黎不肯透露，梅吉祥再问“私了”花了多少钱，同样遭拒。梅吉祥十分气愤，当即表示要向警方反映情况，顾敏黎则说“如果你去告诉派出所我就说你是凶手”。1995年9月11日，梅吉祥向南市公安分局反映“私了”一事，11月，顾敏黎向警方指控丈夫是凶手。

“两梅案”对梅家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记者了解到，梅家兄弟的父母均已年逾八十，长期鸣冤带来的精神压力导致他们身体都不好。梅吉扬虽已出狱，但小家庭早已分崩离析，工作也无法安定。梅吉祥的女儿梅华如今已经28岁，但至今没有男朋友。“社会很现实，家里这样的情况，这(谈婚论嫁)对我来说可能是最大的影响。”她告诉记者。

“这个案子要查清楚其实不难。勘察现场时警方提取了指纹、血迹、毛发等犯罪痕迹，如今拿舒某的血型、指纹比对，就可以真相大白。”刘炳华说，梅家两兄弟的血迹、指纹等与现场提取的痕迹均不吻合。

最近，刘炳华还取得了当年一位重要证人的证明。他在浙江找到曾经在案发后照顾顾敏黎的护工王香英，她承认当年受顾敏黎母亲等人指使而向警方作伪证——她指控梅吉祥在医院弄断体温表，企图谋杀顾敏黎。

刘炳华透露，当年媒体的有关报道中，对办案人员的工作大加褒扬。据他粗略统计，1995年12月至2000年3月，媒体二十余次报道了案件侦破经过。随后，多位参与侦查和审理的公检法人员得到升迁。该案还入选1997年上海市市级机关百件好事之一，并收录进《资深检察官办名案》一书。“两梅案”经历了一审、二审，随后又发生各种申诉，刘炳华说，经手的办案人员越多，翻案遇到的阻力就越大。

伍 后记

两高“上锁” 重审渺茫

2004年，最高法立案庭裁定此案不符合再审条件；2006年，最高检决定不予抗诉。这给“两梅案”的重审上了两道锁。

多年来，刘炳华一直劝谕梅家“相信党和政府”。随着调查的深入，相关办案人员对他的态度也开始松动，有些人私下会跟他诉苦，透露“当时办案时手头同时有几个案子，没有精力仔细看”；也有的办案人员为他提供方便。“这世界上还是好人多。”刘炳华说。刘炳华表示，他并非要与司法机关作对。公检法的工作人员，不单要有政法知识，还要有做人道德。要么不选择这个职业，否则就不能太看重乌纱帽，太看重领导脸色。 (记者 孙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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