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不求听证代表“义务奉献”：让法规更易操作

9月22日，广州市通过的《广州市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办法(修订稿)》,将模糊的听证范围具体到市政府每年初公布的“听证目录”，删除了听证代表“有义务奉献精神，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要求。（9月23日《南方都市报》）

“义务奉献精神”，虽然大家心知肚明，但真要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别说一般群众，就是法律专家也难下定论。广州此番将“义务奉献精神”从办法修订稿中剔除，有助于提升法规的可操作性，从而令模糊不清的条款变得更清晰。

无论是否有明确的衡量标准，“义务奉献精神”同听证代表资格看不出有什么必然关联。社会代表参与听证会，大都因听证内容关系民生，甚至与当事人密切相关，关心并积极参与听证，以便捍卫正当权益，这是法治社会的必然现象。

举一反三，类似模糊抽象措辞入法的现象并不鲜见。例如前几年一些地方公务员招聘中就有“体健貌端”这样的规定，以致考生脸上长痤疮、“长得丑”而遭淘汰。何为美，何为丑，美丑与公务员身份是否有必然关联……这些内容标准法规显然无法厘清，所以才会频频酿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奇闻，自然会损害法规的公信力还有公权的声誉。

应该说，模糊抽象规定入法，在一些地方还真不少，这折射地方立法水平的参差不齐。模糊抽象规定之所以这么有市场，既因过去假大空文风的历史惯性，也难排除这些措辞虽然空洞，但在关键时候常常也可能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甚至成为捍卫地方领导意志、左右法规的制度性“后门”——模糊地带往往也是地方解释权纵横驰骋的空间。现实告诉我们，模糊抽象规定的负面后果累累，因缺乏可操作性和容易产生法律法规执行主体理解的差异性，极可能埋下“同案不同判”的隐患。

由于语言的局限性，一些国家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判例制度来实现法律适用的“类型化”，由此避免“同案不同判”现象。我国暂无此类规定，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尽可能避免模糊抽象措辞，能够具体化的绝不能含糊不清，这是法律法规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因素，也有助于从源头预控腐败现象。从这层意义上讲，广州将“义务奉献精神”剔除法规，仅仅只是地方端正立法思维的良好开端。（禾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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