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产报》遭一家三口掌控 实施家族式管理

　　24万元当主编发记者证

　　纵观几名事发记者的操作手法，无一例外是先从网上找到举报材料，之后将稿件以核实函的名义发给当地宣传部，在进一步与政府沟通时，提出可以收钱做正面宣传报道，谈成后，记者以自己的名义在报纸上刊发稿件。

　　这显然是一桩危险的生意，它的产生壮大是源于特产报内部混乱的专刊管理制度。该报设有专刊部和事业发展中心，管理专刊的经营、广告，这两个部门的负责人均为黄道军。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笔录中，刘真称：“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主要是在报社发展方面做一些工作，是采访部门还是经营部门，在设置时界限还不是很清晰，但主要是从事经营、广告代理合作等。”

　　刘真在笔录中表示：“专刊部有20多人，大部分人员都有记者证，事业发展中心人员没有记者证。专刊部没有公章，事业发展中心有公章，原则上报社分管领导同意，就可以使用公章，这些发出的核实函我不清楚。”

　　实际上，被查出问题的4名记者均属于专刊部。根据审计，到2013年4月，特产报社共有66名员工，正式聘用人员61名，其中9人为借调、退休人员，在剩下的员工中，有20余名持证记者均不在报社领取工资，他们大多属于专刊部门，需要自谋生计。

　　据报社以前的老编辑介绍，报社事业发展中心和专刊部，实际上就是负责承办专刊版面的部门。承包专刊的人平时也不在报社，甚至不在北京，与特产报主报的员工几乎没有交集，一般主报的记者、编辑都不知道他们在外面做什么。

　　每年交大约20万元，就可以获得正规的记者证、采访函乃至一个专刊主编的头衔，并拥有相关版面的刊登权。你是报社的员工，但报社既不发给你工资，也不对你进行管理，你唯一要做的，就是按时交钱。

　　刘会丽就是此前的聚焦三农专刊主编，在调查笔录中，刘会丽表示，她每年需要上交24万元，同时获得每个月一期4个版的版面。此外，拉来宣传费后，她大约有30%～40%的返点。

　　事实上，刘会丽前往宁夏采访时，就随身携带着广告公司的合同，对方同意，就立刻以报社代理广告公司的名义签字合作。

　　王铭泽则更彻底，他是直接以陕西省生产力协会的名义与事业发展中心签订的广告代理合同。

　　根据该合同，王铭泽每年需要付出30万元，获得的是特产报专版《市县经济专刊》的广告代理权，以及“相关工作证件、介绍信及样报”。而“该刊所经营的广告收入，除应交报社广告款外，其余部分乙方(王铭泽——记者注)自行支配”。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专刊部负责人黄道军称，王铭泽实际上只是特产报的一个普通记者，但翻阅特产报，可以发现王铭泽的署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该报市县经济专刊主编。

　　除去交钱，王铭泽和报社交集甚少。黄道军在讯问笔录中表示：“王铭泽怎么拉钱的我不知道，我就每次通知他要向报社交钱了，王铭泽就把钱打到报社。”

　　黄道军称，王铭泽2010年3月到2011年3月有48个版面的刊登权，此后继续，“我们报社也不给王铭泽发工资。2013年报社停刊整顿，所以没交了，现在应该有50多万元”。

　　黄道军称，报社与王铭泽谈的是假如对方需要发票，则由报社统一开具。但实际上，王铭泽一次也没有要过发票，交钱也都是直接打到报社账户上。

　　由于没有严格的财务制度，每年上交完承包款后究竟能有多少收益很难计算清楚。以王铭泽为例，这次彬县事发时，他先是让地方政府给自己洗了车加了油，在谈成4万元宣传费后，转手就分给了一起参与活动的同伴1.9万元。

　　巨额的承包费用，以及形同虚设的内部管理成为新闻敲诈的原动力。一名老员工评价说，“这么高的承包费，别人不敲诈靠什么赚回来？”

　　“不搞没法活”

　　最初的特产报并不做负面报道，这家从设立之初就没有任何编制，主管单位也没有任何投入的单位，一直是自收自支，自负盈亏。

　　早年，凭借与地方政府合作推广各地特产，报社也足够维持运转并逐年扩大经营。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特产报这种既无法适应新的形势，又无体制内资源庇荫的媒体，生存日益艰难。

　　评选特产之乡和举办中国特产文化节、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战略研讨会、中国特产之乡总结表彰大会等活动曾是特产报创办之初的主要收入来源。

　　1995年3月的第一届“全国首批百家中国特产之乡”可谓盛况空前：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合作单位包括一些部委和中央新闻单位，出席嘉宾有一些知名人士。而参加评选的特产之乡，都是由刘真跑来的。

　　在信息流通尚不算便捷的年代，这样的推广方式还有相当的市场。通常，特产报的工作就是出面组织相关部门为当地的特产推广策划活动，同时给地方政府颁发某某特产之乡的牌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老员工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地方政府最初还是相当支持与特产报的合作：“远的不说，北京庞各庄的西瓜之乡、采育镇的葡萄之乡，当时跟我们有很好的合作。”

　　在最初的辉煌之后，报社管理上开始出现一些问题，老员工的工资没有提高，导致很多老人离开，“普通老员工可能只有1000元的基本工资，我们离开以后起码翻一番。”

　　老人的离开一度导致报社活动无法正常举办。另外一位曾经服务报社超过10年、后来离职的副总表示，刘真过于压低成本，追求利润，但是服务却没有做好。

　　这位前副总介绍说，最开始报社评选一个特产之乡只要1万元，后来涨价到两三万、七八万元甚至更高：“比如在广东评选特产之乡，一个特产之乡要价二三十万元，你又不是国家认证机关和质量监督机关，本身没有权威性，你就只是授予人家一个特产之乡的牌子，能起多大作用，就收那么高的费用？”

　　特产报最初由中国农学会主管、中国农协会特产协会主办，后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农学会主办。2006年10月，根据行业报体制改革精神，特产报作为试点单位，由某协会主管主办。

　　知情人士称，此前挂靠在中国农协会时，上级主管单位查得比较严，但划给某协会后，管理很松散，刘真自己还兼任某协会的副会长。

　　随着老人的离开、互联网的冲击以及报业竞争的加剧，特产报成立了报社事业发展中心作为应对，这个介于采访与经营之间且管理松散的部门，很快成为报社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发包专刊成为特产报的新财路。

　　一名专刊的主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特产报几乎没有硬广告，发行量最多的时候差不多两万份，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千份，拉软文的优势也不大。这位主编称，自己听说过承包版面做负面的事情，但是他自己的版面没有这种情况。

　　通过承包专刊，间接开发负面新闻赚钱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然刘真在笔录中否认自己知晓相关情况，但一位熟悉刘真的人士表示，自己曾经劝过刘真不要这样搞，但她说：“不搞没法活。”

　　“他们的主管单位没有什么支持，行业资源也一般，但是谁想死呢？”上述匿名人士说。

关键词：家族式,管理,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