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女生当年揭发老师"奸污"自己 40年后承认"诬告"

　　C澄清

　　三女生齐称系“诬告”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进行大规模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既然符福山已经多年上访，该案为何没有进入调查视野？对此，时任文昌县教育局办公室一位陈姓主任曾透露：类似符福山这种事情，“文革”时期在文昌曾经发生很多起。

　　1978年，文昌教育局成立了专门的平反机构，做了一些平反工作。由于当年教育局找不到揭发的那3名女生，该案未能展开全面调查，真相的彻查也就被耽搁。不过符福山另称，原来学校的领导、派系的对方在改革开放后调入教育局工作，也致使他的案件无法正常进行调查。对此，文昌教育局及组织部，均否认此说法。

　　事情的再一次转机，出现在2004年。符福山称，他当年的学生符积炳在听说其信访遭遇后，深为同情，开始替他寻找当事人。2005年2月12日，符积炳致电符福山，让他到文昌市城区的某一个茶馆见一个人。到了茶馆后，符福山看到了符积炳和一个50岁左右的女人在等他，“那个女人就是林会群，30多年没有见面的学生了，我根本认不出来。”

　　“林会群见到我，显得有些拘谨。后来，她说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听了以后简直是难以置信。原来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教唆女学生，以推荐升学为由，让学生编造被我强奸的罪行，陷害我。”符福山称，当他听闻事情的来龙去脉，感到既震惊又愤怒。

　　从2005年开始，在符积炳的帮助下，当年称“被强奸”的三个女学生被逐一找到。她们分别为：林晴、林会群、林庆菊。符福山和3人见面后获知，当时被诬陷的经过几乎一致：“由学校当时一位老师写好揭发材料，然后再由学生抄写一遍，摁上手印，就成了老师奸污学生的罪状”。

　　12月4日，羊城晚报记者经由符积炳，联系上了案发当事人。谈及具体“揭发”原因，林晴和林会群均称：“文革”爆发后，当时的中学并没有正规的高中招录考试。为能被推荐上高中，她们听从派系头头潘某的“教导”，抄材料揭发符福山奸污自己，以换取上高中的机会。

　　“当时，我们都只有13岁，对性的概念不像现在的学生那么清楚。”林会群回忆，当时她们正读初中二年级(当时小学为五年制，初中、高中均为两年制)，上高中需“推荐”。

　　林会群澄清称，当被告知整黑材料，揭发符福山才有机会上高中，两人没多想后果，便参与了“揭发”。1969年，在参与揭发后，林会群称自己和林晴都如愿升上高中。但之后，她们两人均背上了被奸污、乱搞男女关系的坏名声，自己也成了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七十年代末，林晴与林会群两人分别远嫁到乐东黎族自治县和昌江黎族自治县。

　　30余年过去，两人都已嫁为人妻生儿育女。2006年，当听闻符福山还活着，并为“奸污”一案信访达三十余年，林会群和林晴均表示愿意站出来说出“真相”。

　　羊城晚报记者梳理该案发现，从2005年开始，符福山被指“奸污”女学生求申冤平反的新闻开始受到当地媒体的关注，随后，林晴与林会群分别写证词，寄到文昌教育局，希望重启调查。

　　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在文昌县委组织部发出的(73)107号处分决定文件中，3名被指遭符福山奸污的“女学生”中，除林晴、林会群、林庆菊外，还有林秋梅。不过林秋梅公开回应称，自己并非学生，她因年龄和符福山相仿，符曾经向她求过婚，遭拒后就再也没有发生来往过。在这份组织部发文的文件中，她是被以学生的名义牵扯进来，自己并不知情。

　　D官方

　　当年调查结论有失实

　　真相调查得以推进的转机，再一次出现是在2007年3月。记者梳理该案看到，这年的3月，海南当地的主流媒体，以大篇幅的报道对符福山之遭遇予以披露。随后，文昌市委组织部、教育局回应称：会找到“澄清事实”的3名女生，彻底调查事情真相。

　　此后的调查，持续了两年之久。12月5日，羊城晚报记者在文昌市通过调阅组织部现保存的原始档案获悉：符福山涉嫌“奸污3名女生”的文革遗案，主要由当地政法委牵头，于2009年联同文昌市公安局法制股、文昌市检察院犯罪预防科、文昌市法院立案庭、文昌市教育局等多个部门，进行了联合调查。

　　2009年8月，文昌市政法委回复协查符福山历史问题的函，称：一、符福山1967-1969年在抱罗梅桂山小学当教师期间，已是有妇之夫，与该校女学生林晴(林少琳，当年仅13岁)发生男女两性关系是事实。二、符福山原不是我们司法机关处理，应有组织部门处理。同时官方还在相关的函件中，否认了符福山在“文革”中因卷入派系斗争遭陷害的说法。

　　令人玩味的是，该份真相复查的函件，认定了符福山与林晴发生两性关系，但并未提及符福山“奸污”的另外两名女生林会群、林庆菊。这是否意味着，林会群、林庆菊40年后的翻供言词，确实为真？

　　对此，12月5日，羊城晚报记者就此疑问向文昌市政法委求证。政法委执法监督科一工作人员称，真相的彻查已过去多年，领导也换了多批，如今的政法委的工作人员，无一人能对此做出回应。

　　事情并未就此沉寂。在得到调查部门给出如此的答复后，在官方眼中“性格偏执”的符福山又选择了信访、申诉之路。记者获悉，符先后向海南省委组织部、国家教育部递交过申诉材料，内容包括3名“被奸污”女生的最新证词。记者查询原始档案获悉，海南省委组织部在2009年琼组函(2009)11号文中，向文昌市委组织部表达如下了意见：应先由有权处理遗留案件的职能部门据案复查，再有组织部进行复审。

　　对此，文昌市委组织部干部科一工作人员表示：直至今天，组织部对该案的定性，仍以2009年8月文昌政法委认定的“结论”为准。因当年参与真相调查的部门较多，组织部不可能单独对该案做出“新的结论”。“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当事双方提交的新证据，仍不足以推翻原定性。”依据何在？相关人员表示，因当事人符福山当年自己曾书面承认过与林晴发生过关系，其原话为：过去承认，现在承认，将来承认，入土后也承认。

　　2010年8月，在符福山坚持信访多达数百次之后，文昌市政法委与符福山签订了一份《涉法涉诉救助协议》。该协议书写明：2009年12月，经政法委主要领导批示对该案再次调查、研究讨论，认为：1973年(文昌)县委保卫组(负责政法工作)的调查程序不规范，结论有失实之处。1973年县委组织部据此做出的“处分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由此导致符福山多次申诉，政法部门负有一定责任。

　　根据协议内容，政法委在考虑符福山生活艰辛后，决定一次性救助其5万元。但前提条件为：符福山承诺今后不再以同一理由向任何部门上访、申诉、控告，也不得提出国家赔偿，协议一旦生效有关部门将不再受理符的申诉。对此，文昌市委组织部一工作人员表示，市政法委的这一协议，事后让政府感到“很尴尬”：其出发点可能是息访，但要求当事人放弃申诉权利，显然违背法治精神。

　　E期盼

　　在有生之年查清真相

　　符福山为何当时选择领取5万元救助，而据协议临时放弃了申诉？其称，当时自己得了重病，需要一笔医疗费，做出此举实属无奈。如今自己选择重新申诉，要求官方再次调查真相，是要还自己一生的清白。

　　一位不愿透明姓名、当时参与复查的法制干部向羊城晚报记者透露，2009年复查符案时，文昌政法委连同多个部门调查，即使这样查起来也很是头疼。“案子发生在动荡的年代，当时根本没有公、检、法机构，仅由保卫组代行所有职能，这样做出的证据链条，有多少可以采信？很难办。”

　　记者在查阅符案的原始档案看到：1968年4月13日文昌县成立了文昌革命委员会。其下设政工组、办事组、生产组和保卫组，各组又下设了多个办公室，当年此四大组取代文昌县委各大机构。其中，保卫组第五办公室负责审理、批捕、起诉、判刑，揽下了当时司法体制下的公、检、法职能。符福山涉“奸污”一案，正是在“文革”爆发中由该办公室负责审查。

　　如今的符福山，是文昌市头苑办事处造福管区泰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民，40年前的那件事彻底改变了他及家人一生的命运。“我已经81岁了，还能活多少年呢？一生背负着强奸犯的辱名，让我抬不起头。”符称，现在他并不责怪林晴、林会群两个参与“揭发”的女生，更怪不上知情的林秋梅。相反他倒感激她们在有家室儿女的情况下，愿意站出来澄清当年的“真相”。

　　直至今天，该谜案的真相调查进展，仍卡在1978年“符曾承认与林晴发生性关系”这一环节上。记者从最早的卷宗中获悉，符被指在“山林里先后强奸林晴十八次之多，直到1969年下半年，符调出学校后才断绝关系。”对此，如今反过来替师求平反的当事人林晴表示，当年的揭发全是“诬告”。她称七年前，相关部门只找到她了解过一次情况，此后再无下文。

　　“我那个时候小，不懂事，是受别人的指使才那样做，很对不起符老师，害了他一辈子。”面对记者，林晴称，她现在愿意等由司法机关牵头，重新调查该案。而对符福山而言，他表示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只希望司法部门、教育部门在他有生之年，查清真相。如今，符福山仍保持着几乎每天买一份报纸的习惯，他选择性地阅读每天的法治新闻，并将有涉及类似案情的新闻报道，剪切下来予以保存。

　　文昌市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透露，看到符福山长年累月地上访，相关部门其实亦表示深为同情。事已至此，在组织部单方无法得出真相结论的情况下，其建议符福山本人聘请律师进行跟进。

关键词：揭发,奸污,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