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何将戾气撒向孩童

关注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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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丘北幼儿园投毒案”作出一审宣判。被告人赵建芝一审被判处死刑,她表示将提起上诉。这起投毒案的法律程序尚未完结,但并不妨碍我们反思这起案件的成因,因为,成年人为了一己之怨而伤害孩子,这已非个案。

□法制网记者余飞

四五岁,本是快乐无忧、尽享呵护的年纪。

然而,她们却早早地离开了这个还没有完全触碰的世界。

或许是因为嘴馋,她们吃了一种名为“狗牙儿/比萨卷”的零食,不想却因此成为大人之间矛盾纠纷的牺牲品。

上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幼儿园投毒案”一审宣判。因向幼儿园投放掺有毒鼠强的“狗牙儿/比萨卷”,导致幼儿园学生2人死亡、3人重伤、2人轻伤,被告人赵建芝被法院一审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赵建芝当庭表示将上诉,她认为一审量刑重了。

赵建芝最终会受到怎样的惩处,自有法律公正判决,我们在此不作置评。我们想弄清的一个问题是,成年人为何要将他们的仇恨转移到孩子身上?

一间道班房引发投毒案

丘北县佳佳幼儿园是一所民办幼儿园,办学范围覆盖丘北县上平龙、下平龙、脚家箐、里合寨、凤尾等村。然而,自2013年2月25日开班起,佳佳幼儿园就一直没有申办办学资质。

2013年8月底,佳佳幼儿园从上平龙桥头搬至平龙村。佳佳幼儿园的新校舍,是租用的道班用房。

根据事后的调查结论,正是这个租用的校舍埋下了投毒的“种子”。

2014年3月19日,佳佳幼儿园的孩子们结束午休,中班的孩子最先回到教室。没过多久,老师发现孩子们出现异常。

2014年3月20日,丘北县政府通报称,事发当天,佳佳幼儿园共有76人上课。3月19日15时20分,老师发现1名学生晕倒。在随后的处置过程中,又有6名学生出现相同症状。镇党委、政府组织车辆将7名学生送往县医院,同时,派出急救车辆赶往救治。经初查,出现疑似食物中毒情况32人,已送至县医院救治,其中情况较为严重者7人。目前,两人(杨某,女,4岁；周某,女,5岁)经抢救无效死亡,其余5人正在全力救治中。

事发后,云南当地媒体赶至文山。据中毒事件中不幸死亡的周某的爷爷周正强说:“孩子中毒后因为剧痛咬掉了一颗牙齿,舌头也被咬烂,这是中剧毒的表现。”

“我进去一看,孙女已经倒下了。”死者杨某的爷爷杨开忠说,他接到消息后最早赶到佳佳幼儿园,看到孩子们的脸和手脚都乌黑乌黑的,嘴角还在流血,“这种状况好像猫狗吃了耗子药。”

家长们怀疑,佳佳幼儿园学生中毒事件与当地另一所幼儿园——喜洋洋幼儿园有关。

有媒体记者到喜洋洋幼儿园采访,第一个见到的人就是赵建芝,她是喜洋洋幼儿园有关负责人的母亲。当时,赵建芝背着一个孩子,脸上笑着,一副慈祥的面孔。

“佳佳幼儿园孩子中毒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但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中毒,就不清楚了。我们还是亲戚呢,我家的孙子都在里面读书,我们绝对不可能去投毒,何况我们之间又没有什么矛盾的。怀疑归怀疑,但我们不会去下毒的……”赵建芝当初这样说道,还详细地介绍了喜洋洋幼儿园的收费标准和一些相关的情况。见有记者前来采访,她立即打电话给儿媳妇,叫儿媳妇赶紧回来介绍情况。

然而,事实并非如赵建芝所说。公安机关调查证实,佳佳幼儿园幼儿中毒事件系一起人为投毒案,犯罪嫌疑人为赵建芝。

一审法院查明了投毒案经过:2013年8月,李胜禄租用丘北县公路管理段平龙道班的房屋开办佳佳幼儿园,致使原来看守平龙道班房屋的被告人赵建芝心存不满,并伺机报复。2014年3月19日下午,赵建芝把之前准备的掺有毒鼠强的“狗牙儿/比萨卷”从窗子丢进幼儿园中班教室内,被中班学生杨某、周某、张某、侬某、李某、范某、王某捡食后导致中毒,杨某、周某经送丘北县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19日晚,被告人赵建芝将其用剩的毒鼠强拿到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上平龙小组桥头倒在河里,并将毒鼠强药瓶用塑料袋包裹后丢到河边的垃圾堆里。20日晚,被告人赵建芝将未使用的一瓶毒鼠强装入一个红白相间的塑料袋内,交给其子,被告人何海追丢弃在丘北县双龙营镇平龙村民委员会上平龙小组喜洋洋幼儿园西侧河沟里。

佳佳幼儿园投毒案真相大白。赵建芝投毒的原因,仅仅因为幼儿园校舍占用了她曾经看守的道班房,影响了她的利益。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作案动机,正如网友所说:“为人母,能做出这样没有人性的事,我真无力去吐槽了。”

积累的怨恨让孩子埋单

佳佳幼儿园投毒案并非孤例。成年人因相互之间的利益纠葛、矛盾纠纷而将报复的“黑手”伸向无辜的孩子,此前也发生过多起。

在浙江省杭州市余杭东山村,不少做回收木料生意的人在此“安营扎寨”。穿过村外不远处的一片灌木丛,曾经有两间用木板条、铁皮、旧轮胎搭起来的简易工棚。

2014年7月20日,在这两件工棚里,发生了一起惨案——8岁的小娟、4岁的小丽命陨于此。

2014年7月初,小娟和小丽从老家安徽涡阳转车而来,趁着暑假来看看在浙江余杭工作的妈妈。

小娟姐妹俩的妈妈在这两间简易工棚打工。工棚的主人是小娟、小丽的姨父臧师傅。2011年,臧师傅与妻子来到余杭,租下了东山村村口的这块地,开始经营木材回收生意。随后,臧师傅的妻妹,也就是小娟姐妹俩的母亲郑某也来到这里,给姐夫打工。

小娟和小丽的到来,无疑给清苦的生活添了几分乐趣。小娟乖巧懂事,小丽古灵精怪。有时候,臧师傅和他的哥哥臧纪超干完活回来,会给两个孩子带些零食,孩子们高兴,大人们乐呵。

不过,欢声笑语中时而会有些不愉快,大多与臧纪超有关。虽是兄弟关系,但臧师傅与哥哥的关系似乎并不是很好。如果不是臧师傅要考驾照,他不会让哥哥来帮忙打理生意。

7月19日这天,一家人围着小木桌吃晚饭,臧师傅对哥哥说,他们租的这块地要被回收了,“我们在这里干不了了,以后我不管你了,你还是回家吧”。

臧纪超听后没说什么,吃完饭径自回到屋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臧师傅就和妻子、妻妹洗漱完毕,他们得趁着气温不是太高多找点旧木材。临出门前,臧师傅嘱咐哥哥,待会儿给两个孩子弄点儿吃的。此时,两个孩子还在睡梦中。

临近正午,臧师傅3人拉着满满一货车旧木材回到工棚。尽管3人很疲惫,但还是察觉到一丝异常,工棚里太安静了,而且不见孩子的身影。

臧师傅猛地推开工棚大门,被眼前一幕惊呆了——两个孩子倒在血泊之中。

18个小时后,凶手在去往杭州的路上落网,不是别人,正是两个孩子的“大爷”臧纪超。

惨剧发生后,一家十几口人都来了余杭,他们想知道,孩子的“大爷”为什么要如此残忍?

审讯室里,臧纪超说了这番话,“弟弟夫妇、郑某及他们女儿以前一起对我有攻击,是一直积累下来的怨恨所致”。

臧师傅却对哥哥的想法若有所思。兄弟二人关系素来不好。在工棚的日子,两兄弟的隔阂越来越大。

臧纪超埋怨弟弟不给他工钱,而郑某每天有一两百元报酬；臧师傅觉得大哥毕竟50多岁了,又没孩子,以后还得靠他这个弟弟给他养老。他想让哥哥回老家,给哥哥盖个房子,每个月给个四五百元的生活费；臧师傅的客户来买木材,哥哥偏要自己拿去卖,结果没有卖出好价钱。臧师傅劈头盖脸来了一句:“以后我在家,你就靠边站。”

“各种事情加一起,可能真的刺激到他了”。出事后,戒烟10年的臧师傅又拿起了打火机,1天3包烟,越抽越发愁。

“说一千道一万,总归是我跟他之间的事,跟两个孩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事冲我来好了,孩子是无辜的啊。”臧师傅不明白,大人之间的怨恨,为什么要让孩子来承担。

孩子不是负面情绪“出口”

在很多人看来,成年人将自己的仇恨转嫁至儿童身上,其中缘由让人“想不通”。

可是,在一些伤害儿童案的犯罪嫌疑人看来,他们也是因为“想不通”而作案。

2014年10月14日,轰动一时的伯母杀婴案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据检方指控,犯罪嫌疑人雷某因对婆婆有意见,认为婆婆偏袒弟媳,进而迁怒仅4个月大的侄子。

在庭审现场,雷某表示,2013年11月24日,当时自己正给女儿喂饭,忽然想到婆婆对自己的“不公平”,想到婆婆曾说自己不是她家人,于是将侄子抱到卫生间想打他两下出出气。这时公公买菜回来,侄子忽然醒来,因为担心侄子出声,自己用手捂住侄子的嘴巴,待公公走后,侄子已经不动了。雷某感觉侄子被捂死了,慌乱下,将孩子头朝下放进了卫生间的洗衣机里。

由于袋子装不下孩子的尸体,雷某便拿刀将孩子分尸,并将尸体藏匿于家中的下水道和洗衣机,准备趁机扔掉。

雷某说,2012年5月她与丈夫马某结婚时,婆家给了她4.6万元彩礼。之后不久,被害婴儿父母结婚时,因被害婴儿母亲穆某是安徽本地人,婆家按照老家的规矩,给了穆某家10万元做彩礼,这让她一直耿耿于怀。

雷某还向办案人员吐露心声:“婆婆从结婚的彩礼到平时的家务活等方面,都是偏袒小媳妇,我心里一直很委屈。”结婚以来,这种所谓的“委屈”以及与婆家人生活在一起的日常摩擦,导致她心理失衡,对4个月大的无辜婴儿痛下杀手。

在文山丘北幼儿园投毒案中,赵建芝投毒是因为幼儿园影响了她的利益；在杭州两儿童被杀案中,臧纪超痛下杀手是积怨所致；在伯母杀婴案中,雷某的暴戾举动是因为“很委屈”。

中国政法大学犯罪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大华曾对类似案件作出分析:当犯罪嫌疑人的欲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是通常所说的遇到挫折了,便会产生外罚性反应,或者攻击社会或者将目标对准使其受挫的某人。

为何要将遇到挫折的怨气发泄在孩子身上?有心理学家分析认为:一方面,犯罪嫌疑人通过伤害对方最珍视、寄予最多希望的人,来达到泄愤或报复的目的；另一方面,那些因遭遇挫折而心生怨恨、报复之念的人,他们往往不知道如何自我调整去适应现实,甚至几近偏执。所以,他们在行为上寻找更为弱小的孩子,通过他们生理上的强大伤害弱小的孩子,以此发泄心中的偏执妄念。

“无论有什么原因,都不应伤害孩子。成年人的问题需要成年人自己解决,而不是将孩子作为发泄工具和出气筒。”复旦大学心理系副主任吴国宏说,“当前,人们自我修复、自我调适的能力还没有跟上时代要求。全社会应共同探索可行途径,为一些社会负面情绪增加‘出口’。”

“出口”在哪儿?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孙时进说,道德文化建设的作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使人心胸开阔。“好比一滴墨水滴在杯子里,再把它取出来几乎不可能,但可以把它倒到大海里进行稀释”。制图/高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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