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委落马官员人数发改委居首 被指掌握公权过大

　　十八大以后，随着刘铁男等发改委系统官员落马，发改委及其管理的国家能源局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北京青年报记者梳理发现，发改委以及国家能源局至少有9人“倒在”本轮反腐风暴中，其中包括6名在任官员。发改委系统为何成为腐败集中区域？

　　发改委在国务院组成部门中落马官员最多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刘铁男被中央纪委通报后，国家发改委系统接连有熊必琳、张东生、曹长庆等人接受组织调查，在25个国务院组成部门中落马官员数量最多。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必琳曾任国家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巡视员、工业司副司长。

　　今年7月8日下午，在驻发改委纪检组监察局举办的“剖析典型案例防控廉政风险”专题讲座上，熊必琳和刘铁男共同被列为发改委系统腐败典型案例。熊必琳在担任发改委工业司副司长、巡视员期间，被指与刘铁男关系密切。

　　此外，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原司长张东生、价格司原司长曹长庆也被查。今年8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张东生涉嫌受贿犯罪，检察机关已对其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不久后，据《财新》报道，已于今年5月退休的曹长庆也被带走调查，具体原因不明。曹长庆此前所在的价格司主要负责对包括电价、水价等在内的多种垄断商品和公共服务的价格进行审核和监管。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马庆钰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发改委系统落马官员较多主要由于该系统所掌握的公共权力过大。“发改委的审批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能源这一块，只要是一定规模的项目，都需要通过发改委系统打开‘大门’。”

　　国际关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毕雁英认为，发改委系统在内部制度设计中缺少制衡和审查机制。“审批权或者各种类似审批的权力都掌握在几个人手中，他们能够对市场和社会运行产生决定性影响，这是他们能够以此换取私利的基础条件。”

　　昨天，刘铁男在法庭上称，在纪委立案审查的时候，他写了如何反腐的建议，主要是结合其亲身体会，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审批权应当大量下放到市场，从源头上解决政府不该管的一些事，防止以权谋私。

　　　6名国家能源局官员落马时均在任上

　　作为国家发改委管理的国家局，该局已有6名官员接受组织调查，落马官员数量也排列在国务院部委管理的16个国家局之首。

　　今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副局长詹复亮曾表示，检察机关今年将重点查办铁路、电力、石油、电讯等垄断行业的案件。

　　两个月后，包括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核电司司长郝卫平、副局长许永盛、新能源司司长王骏和电力司副司长梁波等5名领导干部先后接受组织调查。

　　据公开资料梳理，许永盛、王骏、郝卫平、魏鹏远及梁波都出身原国家计委基础产业司，除魏鹏远分管煤炭外，其余四人均长期主管电力工作。许永盛曾任能源局电力司司长，王骏、郝卫平和梁波则先后担任过电力处副处长、处长和电力司副司长之职。

　　毕雁英指出，能源市场准入权的高度集中、审批流程的不透明，为手握审批大权的官员寻租提供了广阔空间，是腐败滋生的土壤。同时，行政审批程序繁琐漫长，一些企业和个人等不起，便会为走捷径而千方百计地“公关”和“运作”，增加了权力被腐蚀的风险。“现有制度又将能源市场准入权交给缺少程序制约和监督的少数人，导致进入这一特权领域的当事人都面临巨大的腐败风险，容易产生窝案。”

　　监察部和公安部各有两名官员落马

　　据北青报记者不完全统计，十八大之后，在其他国务院组成部门之中，监察部、公安部、财政部和水利部均有官员落马。

　　监察部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机构列入国务院序列，编制列入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多次强调，对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这在新一轮反腐过程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

　　今年5月9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魏健被宣告落马，就在10天之后，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公安部也有两名官员被中央纪委通报。

　　去年12月30日，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李东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今年7月，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落马，经查，谈红存在利用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收受巨额贿赂等问题。

　　此外，去年3月，财政部企业司综合处原处长陈柱兵因涉嫌受贿在北京市一中院受审，检方指控，陈柱兵利用手中的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财物2400余万元。一年后的3月7日，水利部综合事业局原局长、党委书记王文珂也被宣告“落马”。此后不久，水利部党组免去王文珂所担任的一切工作职务。

　　解读

　　发改委系统如何规避腐败风险？

　　去年6月17日，国家能源局、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的职责整合，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由国家发改委进行管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简政放权的要求，去年机构重组以来，该局先后取消和下放23项审批权。

　　马庆钰认为，将事前审批改为后续监管，有助于改善腐败集中的情况。“但是监管也是有成本的，不能完全排除官员以权谋私的可能。关键是在取消或下放审批权限的同时，建立起一套完整有效的监督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

　　毕雁英向北青报记者表示，减少腐败风险，无论对能源系统，还是对作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的发改委来说，都需要在制度层面进行系统的改革。“当前首先应在制度层面上减少批条子、打招呼或提倾向性意见而导致的随意作出的行政决定。增强对政府该作为不作为，不作为乱作为，随意增加审批环节，拖延审批等的制约力度，通过设置明确具体的程序制度规范和监控机制来减少腐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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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大后掀起的反腐风暴中，国企被称为反腐“重灾区”，石油、钢铁、电力、通信等多个行业均有高管落马。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余名厅级及以上国企高管落马。

　　毕雁英指出，对于国企高管来说，寻租空间则多为招投标。虽然招投标多采用公开的形式进行，但其中的许多关键环节并不透明。“国有能源企业身份复杂，既承担生产经营职能，又承担部分政府职能；既承担政策性负担，又能享受行政性特权。”

　　今年以来，国资委纪委先后对多名国企高管进行立案调查。包括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常委黄保东、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张哲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副总经理徐敏杰等。